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附:有關丁名楠的補記}(林書揚)

丁名楠這個名字,在今天的台灣,除了台南縣治下從前的曾文區一帶的高齡住民以外,記得的人恐怕不多了。
光復初期的台灣,行政區域劃分仍然沿襲日制,全島連澎湖分五州三廳。只是把州廳一律改稱縣,縣下設區,等於日治時代的郡,一區所轄不出四、五個鄉鎮。
丁氏為台南縣治下曾文區(亦即舊曾文郡,下轄麻豆鎮、下營鄉、六甲鄉、官田鄉、大內鄉等一鎮四鄉。區署設於麻豆鎮)首任區長。正確的上任日期已不復記憶,但在二‧二八事變後不久離任,在職期間不過一年多。
一個任期短暫的基層行政主管,為什麼會在鄉民之間留下口碑?只因丁氏三項極不尋常的條件和遭遇,使他的名字帶上了某種傳奇性色彩,四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時而為當年認識他的人們所憶起。
第一, 他的官職雖小,出身卻不簡單。是戰後奉令接收台灣的東南行政長官,陸軍上將陳儀的外甥。
第二, 他任官於光復之初的混亂、動盪時期,在任上經歷的二‧二八事變當中,有戲劇性的表現。
第三, 他離任回大陸後,於內戰接近尾聲時,以「通匪」罪名被當局處決。
以上三點,使他短暫的生命留下了引人沉思的一些漣漪。他的年齡和閱歷,本來不足以稱為政治人物,但他的出身和遭遇,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一段縮影,也是一個蛻變期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性典型—懷抱愛國愛民理想,勇於回應時代的呼聲,卻注定在古老權力社會錯綜複雜的關係中被絞得粉碎!
四十年前,筆者常因職業關係往返於嘉南平原一帶,在幾次偶然的機會裡,曾經和當時的曾文區長丁名楠氏有過數面之緣。雖然都是車上、路旁的交談,卻令我對他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在1946 年頃的丁氏,似乎三十不到,中等身材,表情雖稍嚴肅,不過嘴邊偶爾也浮現和藹的微笑,雖出身豪門,且為地方首長,毫無矜誇的官架,衣著經常是一身黃卡其中山裝,態度自然。
我和他的相識,說來有點戲劇性,為了業務上的需要,大概是民國34 年(1945 年)年尾或35 年年頭的一個寒天裡,我搭乘南下的火車到台南去。當時戰災復舊工作步伐緩慢,火車車廂還很破舊。主要的南北交通幹線,除了一條縱貫鐵路外,就是另一條縱貫公路,乘客經常都很擁擠。
當時的火車上,常見有成群的叫賣熟雞蛋、地瓜、土製捲煙等的小孩,大都衣服污爛,蓬頭垢面,隨車向乘客們兜售,賺一點蠅頭小利,貼補家用。這些叫賣小孩,在本來已經擁擠不堪的車上穿梭求售,當然會影響車廂裡的秩序,於是經常受到隨車軍警或查票員的怒罵追趕。十來個小孩手挽小竹籃,像一群受驚的小雞,在車長的追逐下從一個車廂逃到另一個車廂,急穿亂撞於乘客之間,也算是一種令人驚嘆的戰後光景。
那一天,我因沒找到座位,站在通道上,車離新營站後不久,就又演出了一場這樣的追逐戰了。
先是幾個受驚嚇的孩子們沒頭沒腦地撞進通道來,後面緊跟著一位腰間佩帶手槍的警察,嘴裡叫罵著,氣勢地追趕過來。有一個身子特別纖小的孩子終於逃避不及,被一把抓到手腕。警察要把他拖往後車廂的車長室。想不到這小孩相當倔強,用另一隻手緊抓著身旁的座椅靠背,不肯跟著抓住他手腕的警察走。那位警察是個外省人,用不知何地的方言叱罵著,想硬把他拖離座椅。像這樣的光景,對當時的乘客們而言,是司空見慣,但同情弱者是人之常情,且當時一般的民心都已對接收官員懷有反感,想到這孩子一被帶到車長室後,可憐兮兮的一小籃子「商品」一定會被沒收,心裡不免替那小孩擔憂。
這時候,突然從擁擠的乘客中間發出了一聲怒斥,要那警察放手。聽那口音顯然也是個大陸人。這一聲怒喝可惹得警察大為光火,當然也回罵了幾聲,怒氣沖沖地走到那發話的乘客面前,似乎就要揪出這個愛管閒事的人來。一走到那人面前,卻突然的一下子軟了下來,前倨後恭地垂下手來肅立著,聽完了一頓訓斥後,敬了個禮才離去。那小孩也趁機溜走了。
我因距離、角度的關係,看不見那位好心的乘客,但從身旁幾個人的竊竊私語中,知道那個人就是曾文區長、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外甥—丁名楠。
有關陳儀外甥赴任曾文區長的消息,當時的報紙有沒有報導,我不清楚。在記憶中好像沒有見過報,但當時台南一帶的人大都知道,陳儀有一個外甥在麻豆當區長。因為好奇,便移挪著身子挨近去,想看看這位丁區長是什麼樣子的人。他的外表前面已描述過,此時因剛才怒斥警察,臉上餘忿未消,定定地凝望著窗外飛奔而過的一片稻田。大概也感覺到我的視線,他望了我一下,隨即向我緩緩搖頭,一副無可奈何的、近乎落寞的苦笑浮在嘴邊。
當時我正在自習國語,已經有勉強可以閱讀的能力,但聽講的能力因為缺少練習的機會,一直沒什麼進展,所以從不放過任何聽講的學習機會,當然,另一方面的確也因為好奇,便趨前向他搭訕。和他交談了幾句,車已抵達台南車站。他問我有沒有急事,邀我到車站二樓的鐵路餐廳喝咖啡,我欣然同往。顯然,就如同我對他好奇,他也對我產生了好奇。當時我穿了一件日本舊軍褲,這是當年服過日本兵役的台灣青年的標準衣著。(因為物資缺乏,由軍營帶回家的舊軍服是最耐用的「廢物」),他想和我交談,必定是出於「瞭解民情」的用心,特別是對於曾經受過日本「皇民化」教育和軍事訓練的台灣青年,應該更是身為一區行政首長的他感到最需要瞭解的對象。
在日治時代,我們視鐵路餐廳為禁區,因為那只是日本高級官商或本地上流人士進出的地方,傳說內部設施十分豪華,像我當時那樣的窮學生,根本就不敢想像有朝一日會到裡面去喝咖啡。
一上去,擺設雖比市面上咖啡廳好一點,也沒什麼特別。座上的客人也寥寥無幾。我們遂有機會靜談了一個多小時。他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江浙口音,不過聲調從容緩慢,也許是怕我聽不懂,有時一個字一個字地,甚至反覆著說,偶爾也夾雜著幾句簡單的英語,不過他對我的日式英語發音,似乎比對我的台灣國語更覺難懂,幾次微笑著糾正我的發音。
我當年有一個習慣,就是每日臨睡前把當天看過的書、經歷過的事情都概要地記下來,作為自我反省的一個方法。和丁氏之間的一場交談,回家後也做了一個摘要。雖然那些記事本後來都已散失,不過,因為數年後當丁氏在大陸遭到不測時,我曾以悼念的心情重新把那段記事翻閱了好幾遍,所以直到現在對於當時種種還留有深刻的印象。
交談中少不了一些有關私人情況的相互詢問,(只是我不曾問到他母舅的事情,總覺得不好開口)。之後,就是有關光復後國民黨在台灣的施政、民情、官民關係等。有時我問他答,有時他問我答。記得我先開口從「外省警察」的蠻橫作風開始談起,說到部份軍政黨工人員的素質—無能卻喜歡弄權貪利,往往視台灣同胞為佔領地的子民等等。
對於我提出的這個看法,丁氏並沒有反駁,只反問與日本人相比如何,我概述當時一般人的比較論調,說日本人兇、可惡,卻做事較能幹、治安搞得好,而光復後來台的接收新官,有的同樣的兇、同樣的可惡,卻沒有日本人的辦事能力和效率,以致搞得治安紊亂,民心大失。丁氏竟然表示同意,但神色之間卻有點黯然,當時使我頗覺意外。他的母舅是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他本身也是一區之長,老百姓責怨政府,等於是在罵他甥舅二人。而他卻不以為忤,沒有絲毫怒意,更沒有急於辯解的樣子。
不過最後他用那緩慢低沈的聲調,兩眼直視我,反覆地說:「日本是半世紀以來已經制度化了的征服者,而中國是還沒有上軌道的共和國家。」
也許,這就是他所能做的唯一辯解,但因為他的態度極其誠懇,甚至還帶一點無奈的蒼涼,令人覺得並不是推諉的話。
他指著我的綠軍褲,問我是否服過日本兵役。我答以因身體檢查時正害著肋膜炎,幸能逃過一劫,不過因當時年輕,難免有一點沒有理由的自誇心理,說些學校時代的軍訓經驗等,並表示台灣青年不論是否當過兵,對普通的步兵作戰要領都有初步的體驗。他問些諸如台灣兵對日本帝國的心理態度,軍隊內部台日差別待遇等問題。
他又問到日本的神道教育,要我說一個大概,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問起這樣的問題來,後來和一位曾文區籍的朋友談到這個事情,才曉得原來是因麻豆鎮內的舊「曾文神社」的社址,因為土地利用與發還的問題,在當地人之間發生了糾紛,他身為區長,在處理這個案子時,才對所謂的「日本神道」的制度有了一些概念。我答說日本神道是日本民族的古老信仰,他們強迫台灣人參拜神社,就是宗教上的強迫同化。但我也附帶說明,日本人本身也未必有多少人真正信仰,他們的神道教育可能只是出自統治需要的表演性質,丁氏連連點頭,似乎同意我的這一番解釋。
此外,他問我,以我的年齡,對從前的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的活動情形,有沒有記憶。當時,我在政治上可以說是一張白紙,雖然嘉南一帶在日治時代,這一類的人民反抗運動相當活躍,但到了我的學齡時期,卻已經消沉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只是還不時聽到大人們說些當年某人參加某一項運動的故事,以及某某人「出獄」的消息而已。對於運動的性質或具體內容,當時所知極為有限,在小孩子的感覺上,那是種甘蔗的農民受不了日本人的製糖會社的欺負,起而反抗,以致雙方發生衝突,而由日本警察出面鎮壓農民的事件。
隨著年歲漸長,對所謂的台灣共產黨或農民運動等,也逐漸地有了常識程度的瞭解。至於光復以後的中國官方,針對台灣過去的這一類運動有沒有特別的政策,他們是把它當作異族統治下應有的反抗運動而加以肯定呢?還是把它看成帶有危險性的反體制運動呢?則無從知悉。
有關國共兩黨在大陸上的長期紛爭,及為了抵抗日本而實現的「國共合作」,則由所謂的「半山」—也就是在日治時代便已到過大陸,在那裡住過一段時日,最後才回台的人士—嘴裡傳出了一些,在當時民眾的「耳學問」(日人俗語,意指由道聽途說得來的浮淺認識)裡面的確也包括有這一項,我也偶爾從日人的書刊裡面看到有關這方面的記述。
我把孩童時代的有關「文協」和「農組」的一些傳聞,加上這些書本上的知識,瑣碎而片斷地向他說了一些。他很仔細地聽著,最後還提了幾個人的名字。有的是我聽過的,也有我不曾聽說過的。那些我所聽說過的都是一些活躍於日治時代的「運動份子」。當然,身為地方的行政主管,這也算是一種瞭解民情的工作,但當時我覺得他的問話重點,倒不在於有關這些人的事蹟,而在於一般民眾對這些人的觀點,也就是一種粗略的民意調查。
我告訴他,這些人都是在日本人淫威之下,敢於挺身而出,為民族、為大多數窮苦的農民大眾,奮不顧身對抗官廳的人,台灣的民眾都很敬重他們。丁氏也表現出同感的態度,說任何一個時代,只要有不良的政治,就有人民的反抗,而人民自發性的反抗,都會有一些不顧名利,有志氣的人物出來帶頭領導,他說在大陸上也是一樣的情形。這樣子的說法,是否和他的區長身分互相矛盾呢?當時我也沒有深思細究,只覺得他是個相當有正義感,還沒有沾染那因襲僵硬的官僚習氣的人。
最後要分手的時候,他說以我的國文能力,找個辦公室的工作應該沒有問題,說我如果有這個意思,他願意替我留意。我感謝他的好意,我說如果需要的話,到時便一定會麻煩他。我們一同走下鐵路餐廳樓梯,握手道別。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邂逅的情形。
這次交談使我對丁氏產生很大的好奇心。總覺得這個人真是中國官員中少見的;既有能力亦有人格的,特別是還保持著青年人的熱情和正直的少壯官吏。
從此以後,我自然地留心他在民間的風評。遇到曾文地方的熟人時,總要問問那位陳儀外甥官當得怎樣。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對他的讚美之詞。這在一般民眾對接收官員的評價急遽下降,對政府的怨懟心理急遽升高的那一段時期,可以說是一個異數。
曾文區民們對丁區長最通常的評語是:
一、不會歪哥(貪污)。
二、不接受地方仕紳招待。
三、做事認真,不顧情面。
有關第三點評語的由來,還不僅是指丁氏在辦公室裡面的辦事態度。據說,他曾經在人事問題上採取過某種斷然措施,帶給鄉人們很大的震撼。為了說明這一點,似乎有必要先把從終戰到光復之初的一段社會實況概述一下。
日治時代的各機關主管,當然都是日本人。到了日本宣佈投降,而中國政府的接收人員還未到來之前,台灣島上的日本官吏,暫時便成了「看守官吏」。如果單位內有資深的台灣人職員,自然由他們代理主管職務。如果沒有,則只好由這些日本「看守官吏」暫時維持日常工作,因此,直到陳儀的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的先遣單位抵達台北,再由其派出接收小組分赴各地,正式完成各地政務機關的接收事宜時為止,地方上各機構的人事,都還沒有正式的名份。
另一方面,自日本政府正式宣佈投降後,不出數日,各地民眾紛紛自動成立了「慶祝接收典禮籌備委員會」,大都由地方上素負名望的仕紳出面組織。這一個籌備委員會,後來卻變成了多機能的機構,反映出政權交替過程中的特殊局勢下的社會需要。它大都由一位「德高望重」的主任委員及數名乃至十餘名委員構成。一方面收集有關的資訊,如中央或上級政府的公報派令、主要報刊上有關台灣的議論、接收準備工作的進度或時間表等,以快訊方式貼出壁報,一方面又自然地擔負起地方上實質的民眾權力機構的角色。
因此,在那一段日子裡,行政機構的公權力大為降低,有時連最基本的、和民眾日常生活關係密切的公共規定,像交通的維持、市場的管理、甚至地方上的必要措施等,也因為上述的「看守官吏」體制的虛弱,無法發揮應有的執行力。往往職位上雖然有人,卻幾乎沒有職權,根本無法執行公務。
在這種情況之下,職責所在而又無能為力的公務機關,只好找上當地的「籌備委員會」商量,請其出面疏通勸告。也許這就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所謂的「紳權」之一例。籌備委員會為此而特設「調解小組」,每天都有值日的「調解委員」數名,常駐於籌備委員會的臨時辦公處(大都設在主任委員的私邸)。需要調解的情況不僅出現於官民之間,經常也會出現在民眾內部,因民間難免存有一些私人的恩怨,一旦強制裁奪的公權力沒有了,便往往產生私仇私了的自力救濟行為,擾亂公共生活的秩序。
因此,調解委員便要介入一些私人嫌隙,苦口婆心地兩面說服,化干戈為玉帛,以維繫一街的祥和。
另有一項更迫切的問題是地方治安的維持工作。
日據以來的警察人事,是以日人為主管和幹部,到了戰爭末期,台灣人警察因日人警察多被徵召服兵役,在比例上有顯著的提高,但絕大多數是下層警員,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台灣人的高級警官。日本宣佈投降後,日人警察因為一向虐待台灣人,大都龜縮不敢露臉,台灣人警察也因背負著過去幫助殖民者壓制台灣人民的歷史罪咎,與群眾關係惡劣者,甚至棄職逃亡,無甚惡跡者,雖勉強留在職位上,卻因人手不足而難於執行全鎮的治安任務。為此,臨時由本地青年中徵募義勇警察,編為補助警力。有關義警的徵募和維持,也多由籌備委員會協助。
以上就是自投降到接收這一段稱得上是「政府無權,人民有力」的過渡時期中的實態。
至於首批接收人員到達時的實況,工作的展開方式等,各地大致都一樣。
首先,由全體籌備委員引導接收委員進入「郡役所」(後改稱區署),由日人主管呈遞一應文件、印信、簿冊等,算是完成了接收儀式,然後全體接收委員出席民眾歡迎大會,主任接收委員向群眾發表一場演說,由籌備委員會預先聘請的當地人譯員把國語翻成閩南語,雖然接收委員小組中也備有正式的譯員,大概為了表示尊重當地人的盛情,一般都由當地譯員上台翻譯。
歡迎大會結束後,再由接收委員邀請籌備委員會全體人員及願意參加的鎮民,舉行一次不拘形式的座談會。名義雖是座談會,實際上卻是區域內各機關主管的提名會。
所謂各機關,並不包括警察單位,因為警政是新政權首先需要加以掌握的重點,接收委員帶來了數名警官,接收儀式一完畢,隨即成立區警察所,所長及數位幹部警官,按預先的派令就任,警察所長暫時兼代區長。
警察單位以外的各單位首長,則在座談會上由參加的地方人士—當然,是以籌備委員會為中心的當地仕紳—當場提名,經過附議,然後表決。如區署各部門主管、鄉鎮長、各級學校校長等。如此一來,就可以把警政、民政和教育各機關的基本架構先行建立。受提名、表決通過的名字,由主任委員帶回縣府呈報。
這種方式,算是新政權尊重民意的表現,民眾的反應一時也還不錯。但可以想像得到的,既然參加提名座談會的人都是地方上的仕紳,則其所提人選也必屬於仕紳階層人物。論其社會地位,無疑的都是地方上有錢有勢的「有力者」。但其辦事能力或人格條件,則不一定個個都是上選,所以難免造成仕豪劣紳一時成為地方官吏的情形。
以上就是「接收」當天的情形。
不久,台南縣政府派來了首任曾文區長丁名楠,而暫時兼代區長的警官,則專職擔任警察所長。根據座談會上的提名委派的各單位主管至此個個真除。
話說回頭,丁氏為何被認為是一個敢於破除情面、大公無私的行政首長呢?
原來丁氏上任後,據說對於轄內的工作推行非常賣力,尤其對各單位主管的勤惰、效率的考核相當嚴格。本來,中國官場的舊習,地方官吏必須和地方仕紳階層勾結,互為奧援,才能官運亨通,更何況是新建立的官民關係,即使他有全省最高當局的特殊關係,也應該以籠絡地方勢力為第一要務才對。但丁氏並不如此,他經過了數個月的觀察與瞭解後,竟然罷免了幾位由座談會提名任命的主管。
像這樣的斷然作風,本來容易被地方勢力指為專斷橫暴,惹起民眾的反感和抗拒。但丁氏所罷免的人,實在都有應被罷免的理由,或是能力不足、或是人格有虧,而由他呈報遞補者,也都的確是更適任的苦幹實幹型的當地人才,因此,這樣的一次人事異動,便快速而平靜地完成了。
民眾之間對於這次事件的反應,大抵十分贊成,至於少數不平者所持的理由,也不過是說,那幾位主管是當地民眾所推舉的,區長罷黜他們,等於是掃了當地人士的面子。但大多數人卻認為,那幾位受罷職處分者,的確都是不能勝任的庸劣,以更合適的人選來接替,是區長的職責所在。何況,雖說是民
眾推選,實際上也只是少數一部份人的意見而已。
就整體而言,即使是反對的一方,也沒有人對丁區長發出尖銳的攻擊性言辭,這一點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也反映出丁氏做事的公正踏實,並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出於意氣或偏見的妄舉。
除了這一次的人事風波以外,丁氏給一般鎮民的印象,可以說是平易和藹、毫無官架。常常著黃卡其中山裝走訪民家。他似乎有意避免登訪大戶,都在平常小戶人家走走看看,微笑點頭。
他走得較勤的地方,大概是區內幾家學校,他到學校就向孩子們講話。一位聽過他講話的老師對我說,丁氏的講話內容好像都是中國地理的介紹,他講些大陸沿海幾省,如福建、廣東、浙江等地的風光和台灣的異同,以及各地方言中的共同特徵等。「平易有趣」是那位教員朋友的評語。
此外,他也向學校捐了相當數量的書籍。
那時,台灣的經濟還很困難,物資十分匱乏,鄉下的學校連桌椅都破舊不堪,哪能添購課外書籍供學童閱讀?丁氏經常自費買些上海出版的淺白益智讀物捐給學校,雖然以他的家庭背景,這點買書的錢算不了什麼,不過,在那普遍鑽營弄權唯利是圖的當年官場,這份愛心與熱情仍屬難能可貴。
我和他的第二次碰面,記得是1946 年10 月中旬,因為街頭的國慶標語還在。那一次也是不期而遇。我正在台南車站前的一家書店裡翻書。那家書店戰前原是日人經營的高級日式旅館,光復後以日產被市黨部接收,改成一家規模不小的書店。在那幾年間,我常到那兒去找些曾經以日文譯介過的中文作品。有時候買回家和日譯本對照著看,也算是一種學習中文的方法。
那一天,記得很清楚,我買的是沈從文的《邊城》和巴金的《海底夢》。買完了書,正要走出書店時,迎面碰上了丁氏,他本來是要進去的,打過招呼之後,卻隨我走回車站來,我們又上了二樓鐵路餐廳的咖啡廳。
剛好我手上有書,話題自然而然就落到書本上來了,身為知識份子,他對中國的現代文學當然並不陌生。我也看了些戰前日文介紹的粗淺資料,如沈從文的《審美主義》、巴金的《無政府社會主義》之類的東西。至於他們的原作,卻未曾接觸過。我從這樣的粗淺認識出發,向丁氏討教了一些這方面的問題。丁氏本身不是文學家,而是一位有志於政治改革的青年官員,他的解答自然偏重於一般中國作家的思想背景或寫作的社會現實基礎,對於個別作家的寫作技巧、作品的藝術成就等方面,似乎所知有限。加以當天我因趕著回嘉義,也沒有時間好好詳談,我就匆匆向他告辭了。
在臨下樓的時候,我不經意地問他,捐給學校的書籍裡面有沒有文學類,他回說不多,以史地文化常識方面為主。他一面踏下樓階,一面嘆息,說其實也想買些好的兒童文學讀物,無奈其中「情形比較複雜」,因為不知道這句話的意義何在,並沒有再問下去,他也就此打住。
我們在候車室握別,而我們之間的下一次會面,竟然是在「二‧二八事變」之後了。
有關「二‧二八事變」的起因、經過情形,目前坊間已有其他專書論述,不必我再辭費,此處只記丁氏在該一事件中的處境和表現。以他的出身和地位,對事變的認知和態度,不僅影響他個人在危局中的處境,並且也對整個曾文區廣大住民的生活,有著極其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二‧二八事變」爆發時,我不在麻豆,在事件的後續演變過程中,也不曾到過麻豆。因而以下所記,都是事後的聽聞。消息的來源有的是當事人直接的經驗,也有的是輾轉的傳聞,經過一番篩汰之後,重新整理組合,概述於後。
如眾所周知,事變是由北而南發展下來的。當民眾的自動集會和街頭活動的浪潮波及到嘉義市時,麻豆也和其他城市一樣,成立了「民眾自衛隊」,由一些當地青年和學生組成。事變發生之後,原有的社會秩序混亂了,首先癱瘓的是各地的警察機關,有的警察人員不敢上班,有的甚至棄職逃走,街上治安無人維持,所以自衛隊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地方治安和交通、交易等方面的秩序。各機關中的外省人主管和職員,也和警察一樣,或自我禁閉於自宅、或隱匿別處。
區署是一區最高行政機關,自然成為自衛隊的進駐目標。但因丁氏平日口碑不錯,自衛隊或鎮民都沒有人對他懷有惡感,雖然自衛隊掌握地方實權,但對他還是很禮遇。本來丁氏自動要把區長辦公室交給自衛隊,而自衛隊卻拒不接受,聽任他在辦公室和宿舍之間自由來往,除了不能離開麻豆前往外地,其餘行動還算自由。
情勢演變的結果,全省幾個大城市的駐軍與民眾武力的衝突日益嚴重,民眾方面除了自衛隊之外,還組織了「事變處理委員會」,針對政府年來的種種惡政,提出種種政治性要求。當時的麻豆自衛隊,以組織成份而言,包括兩個不同部份。一部份是最早自動聚合的青年和學生,另一部份數日後才結群參加的是戰爭末期被徵召至南洋一帶作戰,日本投降後才由盟軍遣送回鄉的部份鎮民。而以後一部份人,對事變的態度比較激烈。
當時,有人鑑於局勢日趨緊張,為了雙方的安全,主張將鎮上的外省人集中一處。於是自衛隊決定把各機關仍然散居各處的外省人職員中的成年男性,集中於區署旁邊的一所建築物內,派武裝隊員戒護。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沒有人提出連區長也加以看管的要求,丁氏還是自由地來往於區署與宿舍之間,從未遭到干擾。
到了3 月中旬,國民政府增派兩師軍隊登陸基隆,開始由北而南進駐各城市。民眾武力於是開始瓦解,各地自衛隊逐漸潰散。在戒嚴令下,各地都有大批民眾遭受逮捕和處決的消息。
麻豆一地在事變中並未出現武力衝突的情況,但各地的消息傳來,卻不免造成人心恐慌,自衛隊則反而受到刺激,多數隊員悲憤難抑,而嘉義飛機場的戰鬥仍未結束,遂有人主張北上到嘉義與當地民軍會合,共同抵抗國民政府的軍事鎮壓。這時候,一向沈默的丁氏,突然要求與自衛隊會談。
自從自衛隊進駐區署之後,丁氏還是按照平日上班時間到區長室,不過不帶卷宗而帶幾本書來,整日默默地看書,到下班時間才離開區署回宿舍去。在這期間,丁氏也會偶爾和巡邏的自衛隊交談幾句,不外探問鎮上其他外省人的情況或外地的衝突是否已經獲得和平解決等等,態度從容,言詞懇切。
「聽到區長要見我們,我猜想他可能要詳細的打聽情況的發展。」後來告訴我這次會談實況的一位自衛隊員這樣回憶。
他們一批大約六、七個人,帶著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槍,往區長室走去,卻看到丁氏已站在室外走廊上等著他們。隊員們停了下來,站立著,雙方距離大約丈許,丁氏點點頭,徐徐開口說話,希望自衛隊即日自行解散,把取自警察所槍械庫的所有武器繳回,各自回家,至於本地區的治安,由留在職位上的少數警察和民間義警來維持。只要大家接受他的建議,他會呈報上面,強調本區治安已經回復,不須派遣軍隊進駐。這就是丁氏要會見自衛隊的理由。
平心而論,在當時的客觀情勢下,丁氏的這個建議,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國軍一進來,如果自衛隊仍不肯放下武器,必然發生衝突,大量的死傷便在所難免,尤其日後的追究整肅,必然更加酷烈。丁氏身為區長,為了避免慘劇的發生,而有這樣的提議,毋寧說是顧全民眾安全的一番苦心。
但當時的自衛隊,因受國軍南下進擊的消息所刺激,一股悲憤激情正無處發洩,聽到丁氏這樣的要求,直覺地以為丁氏因聽到國軍登陸而立場轉趨強硬,要自衛隊投降!按奈不住一股怒意,有人用日語發出了「舉槍」的命令,隊員們紛紛拉開保險栓,舉槍以立射姿勢瞄準丁氏,等待著扣板機的最後口令。
在槍口的那一端,丁名楠雖然也滿臉激動,卻並沒有恐懼、畏縮的樣子,他以低沈的聲音獨語似地說:「既然各位不了解我的苦心⋯⋯」,然後緩緩自動解開上衣,露出了胸膛,昂然地站在六支槍的槍口之前。而自衛隊這一邊,「開槍!」的口令遲遲不下來,雙方僵持了十幾秒鐘,兩行淚水從丁區長眼裡淌了下來!僵局終於因隊員中的一句日語:「可敬的對手!」而結束,隊員們放下槍,回頭退出了區署。
兩天後,麻豆自衛隊自動解散,軍隊也因此沒有進入曾文區。據區署的職員透露,這是丁區長堅守了他的諾言,向上面力言該區一帶在事變中從未發生過嚴重騷亂,並已回復正常狀態,要求軍隊不可進駐,也因此避免了曾文區的一次浩劫。
我在事變後才陸續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的確佩服丁氏的責任心和出於同胞愛的道德勇氣。敘述當時情況的幾位麻豆朋友,對這一點也都有同感。因為當時的情況的確非常危險,上膛的子彈隨時都可能擊發。
如果丁氏只考慮自己的安危,在自衛隊和一般鎮民對他不懷敵意的狀況下,他只需靜默地等待國軍的進駐,而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以自衛隊的單薄武力,是絕對無法對國軍做有效的抵抗的。但是這樣一來,他本人固然可以脫困,然而軍隊入境後的慘狀,他是比誰都清楚的,他不忍純樸的區民和只有熱情而不知利害的青年學生遭到屠殺的慘禍,才冒險向自衛隊提出要求。而丁氏也必然預料到,對亢奮狀態中的自衛隊提議自行解散有多危險,對方若不肯聽從,他便可能立遭不測。
但為了避免曾文區的一場浩劫,他還是毅然開口了,他是否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如果所求不遂,便以身稍贖乃舅年來的惡政於萬一呢?所幸丁氏的這份膽識和愛心,在瀕臨爆發的關鍵性時刻,終於得到了純真的台灣青年的回應。在危疑中激盪出扣人心弦的人性火花,這無疑是二‧二八不幸事件中最為壯美的一幕!
4 月間,國府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罷陳儀官職。我聽到消息時,心想丁氏必將隨其母舅離台,很想找個機會再見他,聽聽他親口講述這一段驚險時日中的種種遭遇與感受,討論討論未來台灣與中央的關係等等。只是想到以他的忙碌,必無餘暇和我閒聊,儘管後來又有幾次的台南之行,我也沒有主動到他的宿舍去拜訪過他。
可是,事情偏偏就有這麼巧,4 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在北上的火車裡竟然第三度遇到了丁氏。當時火車正要駛進新營站,丁氏把我拉到車門邊,說他要到縣政府。因時間不多,他只匆促地說回到大陸後可能暫時到北京清華大學的研究所,也沒說是那個研究所。我看他一臉憔悴,消瘦了許多,匆忙中只回答一句:「你爭來了一區的安寧,民眾會思念你!」他聽到後眼眶發紅,無言地緊握著我的手。
車停後,他一面伸手拉開車門,一面說:「請寫信給我,寄到清華大學就行,多保重!」然後下車。當時我有一陣衝動,想也跟著下車陪他走一段路,邊走邊談,只是那一天因有其他約會,只好定定地目送他的黃卡其中山裝混入人群中。
那是我最後一次和丁氏的見面。不久,就聽到他離開台灣的消息。
有幾次我也想照他臨別所囑,寫信到清華大學去,卻在他走後約兩個禮拜,聽到了一件奇怪的消息,說是有內政部調查局(是否這樣的名稱,已記不清楚)的特工人員,私下找了幾位「二‧二八事變」時在區署服務的職員問話,調查丁區長在事變中和那些自衛隊的接觸情形。
經過了一次「二‧二八」,民眾對中國政界的微妙複雜,多少也有了一點認識,如陳儀與白崇禧的暗鬥,所謂政學系一派在中央的處境等。因此,這個消息使我產生了一種警惕,想到以丁氏的處境,恐怕此時不宜與其通信。就這樣打消了給他寫信的念頭。後來,生活上的繁忙奔波,也使我逐漸淡忘了和丁氏的這段遇合。
直到民國38 年,大陸上的政治與軍事局勢動盪緊張,陳儀當時任浙江省主席。某一天,在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說陳儀有意投共而被捕解送台灣,其外甥丁某因是主要策動人,被就地處決云。我當時受到很大的衝擊,極想進一步瞭解有關他被處刑的詳情及其真相,卻也無從著手。回想三次相逢,臨別數語,不免令人唏噓良久。
我曾經這麼想過,他之所以勸告乃舅投共,可能的理由有三:
第一、他是共產黨的祕密黨員。
第二、他是見風轉舵的投機份子。
第三、他不忍戰禍蹂躪人民與土地。
關於第一種可能,在台灣的我們無法加以確證;關於第二種假設,基於我對丁氏為人的瞭解,他應該不是這樣的人;而以第三種可能性最大。
想到他在「二‧二八」危局中,曾經以生命為賭注,提議自衛隊解散的那一幕,他的確具有一種悲天憫人的心胸,也可以說懷有一顆青年從政者應有的良心。他在時局動盪中向母舅提言避戰求和,相信也是出於同一理由。此外,他對祖國的內戰,也許有他獨立的、超派閥的某種見解。因為在我的感覺中,他也是一位很有見解的人。
如今,事隔三十七年,像這樣的政治秘辛,久已埋沒於歷史的塵埃中。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後,對丁名楠事件、丁名楠其人,有否做過說明,有無加以定性,我們不得而知。也不知當他臨刑時,面對著行刑隊的槍口,是否憶起了南台灣的一棟古老建築—曾文區署陰暗的走廊下瞄準他胸膛的幾支槍口。而至今我仍然不知道,當時他是否聽懂執槍者之一脫口而出的那句日語—「可敬的對手!」
丁名楠當了年餘區長,畢竟他沒有「對不起」區民,而區民也不曾敵視他,一個「二‧二八事變」所證明的當然不止這一點,相信今日曾文地方的高齡居民,對他還存有一份憶念。只是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竟叫人迷惘得不知將此憶念寄向何方!
有關丁名楠的補記
(1991 年2 月)
前年(1989 年)2 月底某一晚,本人應勞動黨羅美文主席之邀,和台灣史權威的尹章義教授,勞動黨秘書長蘇慶黎小姐,王津平先生及其他數位新聞工作人員同赴新竹市。目的是要參加由當地的勞動黨黨部所舉辦的一場二‧二八事件紀念演講會。有關演講會的情況現在不提,因為和本人草此一文的目的無關。
臨去時本人在背包裡放進一本創造出版社刊印的《台灣二月革命》。為的是必要時可以作為資料翻看。該書除了本文以外,還收錄數篇本人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舊作,裡面就有一篇題為「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是對事件當時任台南縣曾文區長的陳儀外甥丁名楠的回憶文章。在歸途的車上,本人把那本書贈給了同行的尹章義教授。
數個月後,尹教授來了電話說,你在那篇文章中提到的丁名楠其人可能還在世上。雖然當年認識他的多數人都以為他在國民黨撤出京滬時遭當局處決。
本人當時覺得很驚訝。因為當時很多人都說看到報紙上這樣報導過。尹章義教授說他最近赴大陸參加一場台灣史研討會,在會上看到一本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作家名字就是丁名楠。「那本書不是舊書重印。是新出的書。作者中明明有丁名楠三個字。也是清華研究所研究員,就如你在文章中所提。」
驚訝、納悶了一陣子之後,本人暫時有了如下的推理性結論。(1)丁名楠畢竟是豪門之子。或許被捕後有人營救,得以脫險。(2)也許根本就是一場誤傳。根本沒有被捕。(3)也許被捕是真的,受死刑判決也是真的,只是軍情混亂,在行刑之前國民黨機關倉促撤出。
以上三種情形都指向丁氏不曾遇害。不但人還在,看來還做著他的研究工作。推理至此,本人頓覺一股莫名的歡欣、摻雜著種種感慨,陣陣湧上心頭。在那一段全面混亂的時期,甚麼樣的奇事都有可能發生。為了這一位以其正直和勇氣而使我感佩的中國青年(我們相識時彼此都是年輕人),我當然應該慶幸。同時,我也想到,甚麼時候找個機會去看他,請他說明當年脫險的真相。我有一種期待心理,那一定是相當精采的真實故事。
終於,在1990 年晚春的某一日,我趁一趟觀光旅行的機會,在北京會見了他。隔了四十多年,相視初不敢相認。默然握手,彼此審視良久。落座後開始寒喧,一時間不知從哪裡說起。但我有一種預感,「迷霧」將要撥散了。
有關這一場會見的一些細節,容日後再補述。以下便是丁名楠復活之謎(當然只是在鄉人之間的記憶和傳說中的復活)的謎底。
湯恩伯叛了陳儀,把陳儀有意謀和的企圖密報蔣介石,而後者下令收押陳儀。而當特勤人員緝捕陳儀時,丁名楠剛好因公離開杭州的省政府乘車赴上海。丁氏之所以沒有在上海被捕,是因為丁氏當晚不曾住宿在浙江省政府的招待所,而在市區內訪友。後來丁氏在回招待所之前適時得到了乃舅被捕的消息,於是開始潛逃。好在軍情變化快速,國民黨黨政軍機構與人員急速撤出,丁氏遂得以脫險。
當然,以上的略節,如果有機會還原於丁氏的娓娓口述,的確是一篇相當精采的,「比小說更奇」的親歷記。這又是日後該另行安排的事了。
這篇短文,只是糾正本人舊作中丁名楠於四十多年前遇害的說法。當年本人感嘆過,丁名楠這麼有為有守且具有超人的道德勇氣的、難得一見的青年官吏;不曾喪命在二‧二八事變中的台灣武裝青年的槍下,回到故鄉後卻亡在自己所屬的統治集團的手裡。本人曾經認為那是歷史造成的一幕悲劇。現在看來,倒像是一場惡作劇了。只是中國的現代史,堆積著太多的悲苦。穿插這麼一段「幽默篇」,還是會讓人有一點寬舒的感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