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演講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映真)

今天,站在中國社會科學最高本部的講壇上,我既感到極大的惶恐,也感到極大的光榮。
感到極大的惶恐,是因為我主要地只從事一點文學創作,在社會科學領域,從來不曾接受過嚴格、專業的訓練,更不曾從事過具體的研究工作。今天我站在這裡,有資格的問題,有條件的問題,我深深感到不配,因此覺得特別惶恐。
我感到極大的光榮,是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悠久,集合了海內外中國數千最優秀,學術研究上貢獻卓著,不少人是聞名國際的社會科學大學者。在國家尚未統一的歷史時期,我能從台灣來北京獲頒這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榮譽稱號,覺得特別激動,特別光榮和珍貴。
歷史地看來,中國的社會科學有一個偉大而光榮的歷史傳統,那就是科學地、懷有高度主體意識地、不斷提高了對中國社會和歷史本質的認識,善於結合中國的具體條件,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為中國的救亡、改造、建設和發展,做出大量重要的貢獻。
一九三○年代初,接受新的社會科學只不過十來年的中國年輕的社會科學家、思想家、革命者和愛國的知識份子,在北伐革命失敗的餘痛中,展開了範圍廣闊,卓有理論深度和知識開創性的「中國社會史論爭」。
這個進行了長達五年多的學術論爭,討論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從而討論了相互的變革運動的本質、運動的力量分析和改造中國的前途等等,影響十分深遠。一直到一九八○年代,南朝鮮社會科學界和社會運動界展開「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時,中國三○年代「社會史論爭」所留下的業績,仍為南朝鮮社會科學界所徵引。
三○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理論的探索和開發,結晶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論這樣一個結論。從這個結論出發,一九三九年,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發展階段,規定了中國社會「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從而提出了相應的中國改造論:即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一個重要結論。以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為基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指導了一場推翻百年來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的壓迫、消滅數千年殘酷的封建統治的偉大革命,並取得了勝利。這標誌著中國社會科學鉅大成就與貢獻。
新民主主義的改造論,包含著革命後中國經濟發展論的重要綱領。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長期摧殘和破壞的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首先要透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新型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造」,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中國的支配,要求堅決地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歷史徹底斷絕,從而在選擇以社會主義做為發展道路時,提出了「兩階段」建設的理論,即「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在革命後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問題上,認識到「資本主義過少而不是過多」,認識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殘留著影響,主張一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經濟」共存,以「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排除「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論聯合政府》,一九三九)。從今天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社會科學很早就有這樣的認識: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在以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為主導力的條件下,主張包括私人資本主義在內的多種經濟並存互補,發展商品和市場經濟,提高生產力,進行工業化,達成大規模的現代化生產,促進生產的高度社會化,從而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創造條件。
正是在新民主主義論的指導下,共和國建政以後,在實行土地改革、穩定政權,由國家掌握重要工礦企業、鐵路、銀行等國民經濟命脈、恢復和發展工業和農業生產、統一財政經濟、穩定市場、強化國家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管理等各方面,在短短的三、四年內,取得了卓著的成績,中國充滿了一股欣欣向榮的朝氣。
從工業化的世界史看來,在戰後東亞幾個工業化經濟中,中國的歷程,顯出其獨特性。台灣和韓國的工業化,基本上不曾清算過去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經濟的殘留,甚至為了冷戰和民族內戰的邏輯,韓、台當局甚至吸納殖民地時代親日派「精英」;並且在東西冷戰結構下,扈從美國的冷戰戰略利益,不惜在經濟、政治、外交、文化上形成新殖民主義的對美扈從,從而選擇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允許的方針、性質的工業化,即所謂依附的、邊陲資本主義工業化。
相形之下,中國以新民主主義革命使新社會和舊社會斷裂,深信捨此構造性的變革,走社會主義之路,自力更生,就無法救中國於危亡而達富強的境地。因此,新民主主義經濟論,自然有鮮明的過渡論性質。充分認識到中國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條件下的極度落後性,中國的社會科學清醒地在戰術上採取了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主的條件下適度包容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多種經濟同時並存,以提高生產力,為向社會主義社會移行準備好條件,但又從來不曾忘懷要最終排除商品、市場和貨幣,以計畫經濟、供給經濟和舊社會、舊體制斷絕,走自己的路,快速向共產主義社會移行的理想。因此,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社會科學在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問題上,呈現了這樣的矛盾和反覆,那就是要求穩定,要求處理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的矛盾統一的聯繫,要求較快、有效地把生產力提高,要求清醒地處理好個體經濟和公有經濟的矛盾;處理好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要求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要求不搞「冒進」等等的思潮,和另外三種思潮,即批評並警惕保守右傾、批評「反冒進」、主張保持革命的理想性和純粹性,主張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於革命後社會,要求比較大膽地、比較快速地向共產主義社會移行等等的思潮之間的矛盾和反覆。一九五八年,「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論提出,一直發展到著名一九六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莫不表現出一個長期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荼毒而瀕於危亡的民族,要堅決和舊社會、舊的壓迫機制斷絕,強烈要求自力更生,要求快速工業化和發展,以熱火朝天的意氣,早些建設好社會主義,從根本處改變祖國貧困落後的面貌的這麼一個悲壯、淒絕的思想和實踐。
歷史地觀察,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直到一九七八年的一段徹底(r兩國論的挫敗ic亞洲金融風暴和人民幣)革命論的曲折,是難於避免的。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內部,至少自《共產主義宣言》以降,存在著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如何以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力量,破除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從而建設共產主義的強烈的呼召。這種呼召深遠地影響了聯共,也影響戰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影響中國的社會科學。此外,五○年代波匈兩國的騷動,以美國霸權主義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反華圍堵下,存在著帝國主義再次向中國發動戰爭的陰影,這些都增加了純化階級隊伍,快速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完成工業化的深刻焦慮。
國外進步學界中,對文革時代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對於中國文革時期獨特的醫療和教育的思想與實踐;對於運動中廣泛農民在政治和生產中實行的民眾的民主主義;對於黨和國家可能滋生的腐化、變質、官僚主義的自覺的批評和鬥爭仍保留肯定的評價。但文革所犯的錯誤,所帶來的鉅大的人的和物的損害,也至極明顯。
一九七九年末開始,中國宣布了「開放·改革」的方針。一九八七年的《社會主義初階段論》,直接喝破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變革背後社會基礎條件的薄弱性問題。從極端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遺骸上,飛越市場經濟階段,而衝向社會主義的中國社會,從五○年代生產手段私有制之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一直到至今百餘年後基本達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階段,被規定成「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以完成別的社會在資本制生產下完成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和社會化、補足資本主義的功課。
就這樣,更早於蘇聯,中國開始了從嚴格的統制計畫經濟朝向自由的市場經濟轉換的世紀性大實驗。八○年代末以迄九○年代初蘇聯、東歐的崩解,和中國經濟快速、旺盛,卻至今尚不能完全知其所以然的發展,形成了強烈對比,而引起世界工業化歷史學者的注目。
一九八八年,南朝鮮籍的社會科學家金永鎬寫了一本書,叫《東亞工業化和世界資本主義》,提出了在二十世紀中後開始的「第四代工業化」的世界經濟動向的概念,涉及的國家(地區)包括:「非歐洲後發展地區、台灣、南朝鮮和中國大陸等」。
他從工業化的世界史,看到迄今為止四個世代的工業化浪潮。每一個「世代」的工業化,都帶來世界性需求市場新的擴大、供給能力的新擴張,帶動了新一波動態性經濟發展的可能性。而一旦新世代的工業化運動停止了,就會導致世界經濟的大停滯和大後退,導致大範圍的不景氣或戰爭。
「工業化的世代」論,是依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歷史、國際和內部社會諸條件的變化,看出不同工業化機制和模式的理論,從而整理出多幾個基準,以甄別不同世代的工業化的性質。
首先是從工業化過程中資產階級革命、工業化和帝國主義化三者間的關聯和結合去分析。第一代工業化,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開始工業化的英國,在先進行資產階級市民革命,並且在新興市民的秩序中完成工業化改造。而做為工業化的結果,向帝國主義轉化的這麼一種古典的模式。第二代工業化涉及受到英國工業化波及影響的德、法和美國,時在十九世紀中葉。它們在不同形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工業化和帝國主義對外擴張同時並舉,帝國主義成為工業化重要的推動機器。第三代工業化,指的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義大利、舊俄、日本的工業化。它們是先進行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的同時伴隨帝國主義擴張,在工業化進行過程中,發生並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
歷史地看來,經由這三代工業化運動達成現代化、工業化的國家,都帝國主義化,而完成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這三代工業化過程中未能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便淪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而所謂第四代工業化國家(地區),是在二十世紀後半,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中取得獨立,致力於工業化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包括台灣、南朝鮮、東盟各國、拉美的墨西哥、巴西、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和南斯拉夫等。除了社會主義型國家,其他國家或地區,基本上是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下的工業化,在依附型經濟發展中,進行不徹底、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
其次,從各世代各國各地區工業化過程中擔負工業化任務的主導力量來分析。第一代工業化的英國,是由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資產階級,以新興、先進的民間資本主義企業(中小企業為主)承擔工業化的主體角色。在第二代工業化中,正如我們在法國、德國歷史所見,在民間資本主義企業還沒有條件登場情況下,先出現了銀行,並且在這長期使用銀行的支援下,使私人企業登上工業化主導的地位。第三代工業化各國如日本在資產階級不夠成熟、力量較小的條件下,基本上由國家政權扮演了主導、促成工業化的角色。至於第四代工業化各國各地區,因為受盡殖民主義的摧殘,在世界帝國主義體系基本完成條件下,資產階級薄弱之極,工業化的任務乃由國家和帝國主義外來資本和若干民間中小企業來承擔。
「工業化的世代論」還有「在世界體系中的定位」、「國際分工型態」和「長波局面」等三個分析基準,因為時間關係,略而不論。
金永鎬的「工業化的古代論」,有很大的挑戰性。
第一,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基本上完成;當「第三代」工業化使日本做為最後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帝國主義化國家登場,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後一直到七○年代出現所謂「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前,就不曾出現過任何新的、取得工業化成功的國家。因此,不少激進的社會科學家認為,在已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間支配和被支配的結構性關係下,存在著永不可逾越的鴻溝。不發達國家向工業化轉化是絕望的──除非首先進行革命的斷絕,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結構,求民族和政治的解放,自力更生,選擇不同形式的工業化策略,才有可能達成。
當然,不論是依附理論,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論,都在七○年代後做了一些修正,承認在一定條件下,有「依附下的發展」的可能性;「中心」、「半邊陲」和「邊陲」三個領域間,在一定條件下,也有上升和下沉運動的可能性。但是,以一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二十世紀後半的工業化,帶動世界資本主義「第四代」經濟開展為特點的「第四代工業化論」,根本上肯定了在帝國主義體系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向工業化社會移行的可能性,既引起爭論,又點燃希望。
第二,「第四代工業化論」把台灣、南朝鮮和中國列為推動世界工業化歷史上「第四代」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雖然金永鎬以台、韓工業化的分析和比較為立論的主要內容,對開放改革後中國工業化歷程著墨極少,卻反而留下討論中國的社會主義型工業化的廣闊理論空間,對中國社會科學有所啟發,也有所挑戰。
例如,在關於資產階級革命、工業化和帝國主義化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聯繫問題上,中國和台灣地區、南朝鮮一樣,是在帝國主義時代下,在遭受殖民地.半殖民地統治破壞後的工業化。但台灣地區和南朝鮮,是在依附美國霸權下進行邊陲資本主義的工業化,並且在工業化中呈現「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國則進行了近三十年的,由中國工農階級團結小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五○年代展開了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主的工業化。一九八○年以後,中國轉換政策,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換軌,呈現持續性高成長的勢頭。雖然同屬「第四代」的工業化,「四小龍」的依附的、邊陲的工業化,和中國的模式成為對比。
其次,從工業化的承擔者來分析,台灣地區和南朝鮮是國家或政權、外來資本和民間企業。在中國,是國家、鄉鎮企業、外資和民間企業。不過,進一步分析,台灣的政權和南朝鮮的國家,是經受殖民地摧殘,在戰後冷戰結構下由美國帝國主義人工扶植的,對內表現高度相對自主性的反共波拿帕政權和國家,而在中國,則是中國工農、小資產階級經歷漫長的革命鬥爭奪取並組織的、政治上高度獨立的國家。在外資問題上,五○年代的美援、六○年代的借款和外來投資對台、韓工業化起到很大的作用。而由於中國國家在政治、外交上高度的獨立性,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的外來投資和外債一方面有相對性增加,一方面離操縱中國政治經濟的程度還十分遙遠。民間資本主義企業在推動韓台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眾所周知,韓國相對來說是大型獨占企業起作用,台灣則由大量中小企業推動加工出口的發展。而中國,在所有制上是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在推動出口、提高生產力、增進國民生產上,做出了顯著貢獻,是中國社會主義進程中出現的新生事物,很值得加以研究。此外,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相對快速增長,引起廣泛注目,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還是比較小的。總的看來,國家在對內、對外兩方面強大的存在,並主要地以這國家去推動工業現代化,應該是中國工業化的特點了。
這兩年來,在東京的大書店、在香港機場的書報攤子,時常會看到把中國說成「下一個世界超強」的書。這些書中,自然不乏煽動新的黃禍論、對中國的強國化表示懷疑、嘲諷的反面作品,當然也不少認真看待中國工業化趨勢的作品。然而,總地來說,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分析的作品,在我貧乏的讀書範圍內,還不曾見過。
然而在現實上,中國的經濟呈現著一種不完全知其所以的迅猛的發展。眾所周知,能在朝夕動盪不居、變化萬端、競爭激烈而殘酷的國內和世界市場中全身走過,達成工業化,是一條十分險峻的道路。多少國家失敗了,國債高築,經濟凋敝,貧困和不發展更加嚴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蹲點實驗和實用主義的方法,由下而上,由點而面地爭取了許多改革政策的勝利,並以此大有別於蘇聯、東歐的由上而下,全面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改革,導致中國的成功與東歐失敗之間的強烈對比。但從長遠看,像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進行著從嚴格、大規模計畫經濟向自由的立場商品經濟移行這樣堪稱史無前例、高度艱險、複雜的工程,如果社會科學沒有很快地趕上來,構策理論和知識體系,指引大的方向,照顧每一個環節,是非常危險的情況。
台灣和南朝鮮的工業化過程中,那些滿懷發展意識的官僚、學者、專家,固然做了貢獻,但私人資本主義大小企業中的資本家、管理者為了自己的利潤所做的計畫與決策、外資在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介入,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國,相對來說,強大的國家在推動改革、推動工業化過程中,擔負著比較獨當一面的責任。具體地說,中共廣泛、龐大的各級領導和幹部體系,其中自然包括一個很大的學者、專家隊伍,在實際上承擔著中國當代工業化的艱鉅任務。
曾幾何時,中國已經踏上了「百年不遇」的工業化機會。這突如其來的命運,正在為中國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既能深入掌握東亞經濟發展大潮的外部的、歷史的特質,又善於總結中國工業化歷史的若干經驗與特點,以便武裝身繫改革成敗的廣泛的幹部體系,以豐富、先進的知識、技術規劃中國前去的方向。
其次,如果世界工業化歷史果真已經開啟了一個「第四代工業化」的新時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固然和香港、台灣兩個「小龍」的發展互相呼應,但又在工業化的性質和歷程上與這兩個「小龍」不同。十二億人民的中國果真達成了工業化,何止是中國的大事,也是世界頭等大事,勢必在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產生重大的影響。
但是,東亞大國中國的工業化,是否只能是過去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業化的重複,把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推下貧困、飢餓、疾病、文盲的深淵;以環境生態系統的崩潰、內戰、文化、精神傳統的破壞、人和物的商品化為代價的工業化,還是珍惜這樣一個機會,使東亞大國中國的工業化,走一條新的、不同道路,吸收和涵受東亞豐厚的文明,反省和承繼中國和亞洲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運動遺產,也就是批判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現代化的、亞洲民眾獨自的現代化運動中的遺產,從而發展人與自然共生的、永續發展的工業化。前面說過,在東亞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自始就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一條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絕決,為民族和人的解放,選擇了社會的構造變革和自力更生的道路。而中國社會科學,正是為這一條道路服務而誕生和發展的。探索一條新的、人民的工業化道路,因此就成了時代向中國社會科學嚴肅的召喚。六○年代以來,批判的發展社會學理論有長足的進步。其中,拉美、印度、南朝鮮和日本的學者,有不少做出了重要貢獻,打破了西歐、白人獨擅的局面。經在東亞工業化論的領域取得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勝利的中國社會科學,在東亞跨世紀的發展過程中,自然不該長期停留在實驗論和實用論的地步,恐怕應該一方面回溯中國革命的原點和原理,一方面批判地反省四十多年來思想和實踐的經驗,參照世界工業化歷史的框架,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向著現代工業化移行的理論建構,做出應有的貢獻。
最後,為了良好地,從基本解決發展與人的關係和發展與正義的關係,時代也在召喚著新的社會科學。
受拉美學者研究業績的影響,金永鎬指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工業化,是由國家、跨國資本、私人大企業主導的工業化,因而形成國家、跨國資本和國內大資產階級間的同盟,即統治的「三邊同盟」,這個階級同盟利用國際冷戰和反共「國家安全」體制,進行法西斯獨裁統治,排除廣泛的直接生產者階級,達成資本快速的積累,成為所謂「獨裁下經濟發展」的內容。「四小龍」工業化的過程,於是產生了工人、農民、都市「非正式部門」即城市窮人的「被統治的三邊」,而呈現構造上的矛盾。
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中,宣稱代表中國工農階級的國家,不能想像也產生排除民眾的、新的「統治的三邊階級同盟」。
但是相對來說,中國的勞動僱傭化正在迅速發展。農民的階級分化也在顯著發展。人、物、技術和知識的商品化,也在急速增長。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對上層建築,正在產生巨大的衝擊。金錢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唯一尺度。政治紀律崩潰,在精神、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中正在產生明顯的、資本的野蠻化作用。憂心的人們指出,醫療制度、教育制度甚至發生比過去倒退的現象。
人的真實的解放,人的充份的發展,人的終極性自由,一向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在它誕生和發展過程中所懷抱的「終極的關懷」。如果中國的社會科學不能對世界性核武戰爭的威脅、生態環境體系的崩壞閉上眼睛;不能坐視民族對立、社會不公、南北的兩極分化帶來人類最終的破滅;不能不理會社會的弱小者在工業化的大義名份下被當做廢品、不合格品橫遭棄置和欺凌,就理當把長期以來革命論和建設論、計畫論和市場論、斷裂論和連續論的矛盾反覆統一起來,建設我們新的、回應了時代召喚的社會科學。
原載於《海峽評論》80期,1997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