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

by/邱士杰

引言:
「社會性質」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論述最突出的概念之一。雖然這個概念並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恩、列)所直接發明,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後形成的一整套理論傳統。這套傳統提示著:只有正確認識革命者所身處的社會,才能制定正確的革命理論,從而指導運動實踐。因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影響,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也發展出許多有社會性質分析內涵的論述。知名左翼作家陳映真乃是當代最熱情呼應這套理論傳統的人物。為了發展社會性質論,陳映真甚至不惜長期放下寫小說的筆,全心投入台灣社會性質及其歷史分期的研究,形成他在小說創作之外最龐大的思想積累。本文的目的,即在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研究工作進行初步的疏理。並以陳映真為線索,揭示戰後台灣各種社會性質論之間的區別與聯繫。
一、社會性質問題的來由
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民黨背叛中國革命,共產黨被迫轉入農村。與此同時,指導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也因中國革命危機而加劇主流派與托洛茨基反對派之間的路線對立。這些變局致使國共兩黨同時出現內部分裂,前者分裂出反蔣的國民黨左派,後者則延伸了共產國際內部爭論而分裂出中國版反對派。革命陣營大分裂的首要後果是如何合理化各派路線的正確性,於是中國眼下的「革命性質」遂成為各派必須予以回答從而區別彼此的核心問題。如1928年的蔡和森所言,「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是一個舊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新問題。因為這一問題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生長以前擺在我們面前,但在理論上從未獲得正確的解決,所以這一問題是舊的;同時在最近三年偉大的革命時期中,革命進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動力和革命階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變動,所以在這樣的歷史的事變之後提出這一問題,人們自然要感覺是新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呢?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或已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根本問題將決定今後革命之一切戰術與戰略。」[1]
「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聯,是俄國革命中的主要爭論問題」,[2]但也是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革命的主要爭論問題。「民權革命」就是更常翻譯為「民主主義革命」的democratic revolution。圍繞著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而起的爭論,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發達地區的專政問題為焦點。由於馬克思根據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得出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的總結,通過工人階級自己的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革命,[3]便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綱領準則。[4]然而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認為,在俄國農民存在強大革命潛力──尤其經1905年革命的驗證──的條件下,俄國工人階級應當爭取農民,特別是其中的貧苦農民,[5]在工人與貧苦農民聯合專政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之下聯合起來。由於農民必然為了維護自己的土地而維護私有制,本身即是小資產階級,因此,為了保持和農民之間的統一戰線,兩個階級共同專政的設想必不可能達到無產階級專政意圖達到的高度,最多只能實現歷史上資產階級領導民主主義革命所曾達到的水平或所能完成的任務。[6]因此,雖然工農兩個階級的共同專政並不意圖爭取資產階級,甚至以資產階級為革命對象,但這種專政卻必然具有資產階級「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同無產階級專政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聯繫,工農兩階級的共同專政也同民主主義革命聯繫了起來,所以才被稱為工農民主專政(這也連帶影響此後各種多階級專政論的革命性質都被規定為民主主義革命,比方人民民主專政)。雖然工農民主專政能做的事情不多,但被認為至少能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創造條件。因此工農民主專政成為兼具一定現實性與積極性的口號。然而托洛茨基認為,工農兩個階級不但不可能共同專政,共同專政就算實現也完成不了任何民主主義革命意圖完成的任務。那些被設定由工農民主專政來完成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比方私有制性質的平分土地),恰恰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雖然無產階級專政無法避免侵犯私有制,從而展現其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但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進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比方生產資料集體化),仍取決於各種條件,特別是世界革命的進程。[7]
總而言之,圍繞著專政問題而引發的兩種革命性質之爭,實際上就是跨階級統一戰線是否可能的爭論。但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的情境中,革命性質論爭並未直接就著「階級」間的聯合問題而展開。當爭論反映到思想界,先後爆發的是以「社會」為對象的「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何幹之指出,「社會史、社會性質,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可說是關於一個問題的多方面的探討。為著澈底認清目下的中國社會,決定我們對未來社會的追求,迫著我們不得不生出清算過去社會的要求。中國社會性質,社會史的論戰,正是這種認識過去,現在,與追求未來的準備功夫。……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決定未來方向而生出澈底清算過去和現在的要求。……認識了中國社會,才配談改造中國社會。這問題是實踐所引起的,也該來做實踐的指針。」[8]
侯外廬曾說,「怎樣了解社會性質,或者說,究竟什麼是決定社會性質的根本原因,當時不少論者的認識很膚淺,甚至很混亂。其中有『技術決定論』,也有『剝削關係決定論』,在論及當時中國社會性質時,還有『流通﹑商業資本決定論』,……這些錯誤觀點,在今天看來,都是常識問題,但在30年代,在馬克思主義不能合法宣傳和普及的條件下,它們是多少能迷惑人的。」[9]當「社會」的整體性質變成論證目標,並成為與論者用各種不同手段加以論證的對象時,「社會」內部的階級關係及其力量對比,便出現了被遮蔽的危險。而且,不同論證方式的存在本身,也意味著不能簡單把「社會性質」等同於馬克思發展出來的「社會形態」、「生產方式」之類的範疇──即便個別論者可能如此定義。
雖然瞿秋白在大革命失敗之前已經指出中國社會因為階級鬥爭的激化而破裂,[10]也雖然德里克認為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的多數參與者「得出了共同的結論:中國的分析並非存在於國家與社會之間,而是在社會內部──在存在著敵對利益的社會各階級之間。」[11]但也可以說,中國的分析存在於社會與階級之間。比方,當社會性質論戰開始把社會的整體性質當成論證的對象時,同時間的革命文學論爭卻從階級的角度談論文學:茅盾試圖在文學上處理小資產階級與革命的關係;創造社們則在中共仍然維持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的狀況下,提出如何為無產階級──而不是民主主義革命所意味的幾個階級──創作文學作品的問題。不過,此處並不是主張「階級」完全在「社會」性質論戰之中遭到隱沒,而是強調革命文學論爭比社會性質論戰更突出「階級」,而後者比前者突出「社會」。階級仍然是貫穿這兩場論戰的核心。[12]
當「社會」成為對象化的某個整體,便可能通過某種單線進化的歷史階段論圖式(比方俗稱的「五階段論」)而代換為同樣具有整體性的某一「歷史階段」。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史論戰與社會性質近乎同時間的發生,或許是必然的。無論是何幹之所說的「認識過去,現在,與追求未來的準備功夫」,還是郭沫若所說的「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13]都體現了歷史階段論的色彩。
或許正是因為階級對立容易因為「社會」性質的探討而遭迴避,當討論深化為農村社會性質論戰,論爭便全面從社會性質轉移到以階級對立為核心的「生產關係」範疇,乃至轉移到同時媒介了「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生產方式」範疇。[14]這種轉移,類似於馬克思逐步從「現代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抽象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過程。[15]
總的來說,「社會性質」不能直接等同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發展的任何一個範疇,因為並無定論;然而「社會性質」卻往往通過這些範疇而得到解釋。四十年代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乃是同時代社會性質討論之集大成,而毛澤東所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以及〈新民主主義論〉則是其綱領性文獻。毛澤東明白表示:「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16]
新民主主義論主要是從歷史階段論的角度說明中國本身的歷史發展與入侵中國的外國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封建」時代的首先確認,是這個架構的根本前提。[17]以下且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所提出的兩組成對範疇──「生產方式/社會形態」與「上層建築/經濟基礎」──解釋此架構。
從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來看,新民主主義論一方面用來解釋文化、政治,以及經濟之間的關係,[18]另一方面則用來解釋中國的主權地位。當中國在外國侵略中完全失去自己的上層建築,就成為「殖民地」;但中國畢竟維持著自己的上層建築,因此被稱為「半殖民地」。新民主主義論藉由「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兩個概念說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並非中國本身自然所致,而是外力介入後的結果。
從社會形態與生產方式的關係來看,新民主主義論指出中國的社會形態在鴉片戰爭之後仍以封建生產方式佔支配地位,雖然外國的侵略開始瓦解這種支配地位,但並不能完全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而代之。因此中國社會性質便陷於封建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彼此僵持(乃至前者佔優勢)的「半封建」狀態中。
為凸顯中國社會性質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條件下走向「半封建」,新民主主義論指出,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是自然演化而來的「半封建社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成為「殖民地」,因此包含東北在內的中國社會性質就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不僅僅是「半封建社會」。[19]總的來說,新民主主義論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當成「外爍」[20]的概念,並以「半封建社會」當成本質。這點與知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的觀點相反,他始終堅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21]
由於新民主主義論強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影響,因此該論所謂的「半封建」不能理解為「半資本主義」的另外一半,而必須理解為一種畸形存在的「封建」。[22]按新民主主義論的邏輯,「半資本主義」理應由民族資本所構成;外國資本不被承認為「半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但由於外國資本極大打壓了民族資本的發展,就導致了「半資本主義」不存在,從而也不可能成為「半封建」的另一半。總之,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半封建」不等於「半資本主義」。[23]
陳映真曾如此總結從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到新民主主義論的發展及其意義:
歷史地看來,中國的社會科學有一個偉大而光榮的歷史傳統,那就是科學地、懷有高度主體意識地、不斷提高了對中國社會和歷史本質的認識,善於結合中國的具體條件,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為中國的救亡、改造、建設和發展,做出大量重要的貢獻。一九三○年代初,接受新的社會科學只不過十來年的中國年輕的社會科學家、思想家、革命者和愛國的知識份子,在北伐革命失敗的餘痛中,展開了範圍廣闊,卓有理論深度和知識開創性的「中國社會史論爭」。這個進行了長達五年多的學術論爭,討論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從而討論了相互的變革運動的本質、運動的力量分析和改造中國的前途等等,影響十分深遠。一直到一九八○年代,南朝鮮社會科學界和社會運動界展開「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時,中國三○年代「社會史論爭」所留下的業績,仍為南朝鮮社會科學界所徵引。
三○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理論的探索和開發,結晶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論這樣一個結論。從這個結論出發,一九三九年,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發展階段,規定了中國社會「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從而提出了相應的中國改造論:即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一個重要結論。以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為基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指導了一場推翻百年來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的壓迫、消滅數千年殘酷的封建統治的偉大革命,並取得了勝利。這標誌著中國社會科學鉅大成就與貢獻。[24]
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的理論成果及其偉大成就,是陳映真走向社會性質研究的關鍵歷史前提,卻不是根本原因。陳映真之所以真的走向社會性質研究,必須從他個人的人生經歷、乃至從整個二十世紀台灣史的特殊發展之中去找尋。
二、陳映真出獄後的思想困境
(一)文藝與革命的矛盾
陳映真的作品大致可分論文(文論與政論)與小說兩大類,這幾類作品在其人生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比重。1968年入獄前,陳映真寫作小說乃至文論。1975年出獄後,陳映真開始(匿名)發表政論。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政論成為陳映真寫作的重心。直到1999年之後,文論、政論,以及小說,才成為陳映真能夠同時並舉的寫作類型。
陳映真關於「社會性質」的分析,主要以論文的形式得到表現,特別是政論。數量上來看,陳映真的小說遠少於論文;但其論文總是無法同小說受歡迎的程度相比。這種矛盾現象的產生,是陳映真長期遭到選擇性理解的後果。與陳映真共同創辦「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曾健民先生曾嘆言:「長期以來,在有關陳映真的討論經常會出現一種不當的傾向。有人喜歡陳映真的文學,卻不喜歡他的思想和政治;有人肯定他70年以前的作品,卻否定70年以後的作品;有人喜歡年輕現代味的陳映真,卻詛咒左派的陳映真;有人尊敬他為台灣社會正義發聲,卻批評他的統派立場。……出現了只高舉陳映真的文學而刻意迴避或矮化陳映真的思想和政治的發言。」[25]
如果把陳映真及其作品的遭遇鑲嵌在整個中國革命史的脈絡中觀察,陳映真所承受的選擇性理解或者「一分為二」的對待,其實正是一九二零年代「革命文學論爭」以來「文藝」與「革命」問題的延伸。魯迅的見解可謂此一問題的經典回答:「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26]
文藝與革命之間的緊張,既內在於陳映真的作品本身(或之間),也同時存在於作家及其作品之間。雖然讀者必能輕易通過陳映真個人的「革命」經歷(特別是牢獄之災),推測其文藝作品所得到的滲透,但由於出獄後的陳映真主要以匿名方式寫作政論,[27]而六、七十年代的陳映真一直將公開發表的作品類型謹慎限制在小說與文論之內,因此作品本身的革命氣味容易因為小說和文論的文藝性質而得到緩衝、稀釋,乃至抵消。畢竟陳映真從未拋棄「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的原則。又由於文革結束與改革開放給予陳映真極大的衝擊,陳映真為此一度透露於紙面上的失敗主義情緒──無論或真或假──客觀上便也有利於淡化文藝作品的革命色彩。正如他為「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之《雲》所寫的序:「曾幾何時,那一度以為是正確、光榮、偉大的真理,不轉眼間崩壞為尋常的塵泥。」[28]
高度反共的台灣自然易於歡迎這種情緒──即便可能與作家本人的意圖極其相反。文藝與革命的矛盾不但無法為此得到調和,反而加劇緊張。或許陳映真只是忠實表達內心對於彼時大陸形勢的失望。對於自己的發言將如何被鑲嵌在反共島嶼的政治氛圍之中,也可能早有估計。然而表露出失敗主義情緒的陳映真未必估計到,此舉終究換來自己無法認同的解讀。一九八四年,旅美評論家殷惠敏以「漁父」的筆名撰文評論了陳映真的《雲》;題曰〈憤怒的雲〉。他不只解讀小說,也剖析了陳映真的思想狀況。殷惠敏引用了前述陳映真《雲》序的「曾幾何時」段落,認為陳映真的左翼理想因為大陸自一九七六年以來的變化而面臨「巨大的衝擊」於是「瀕臨崩潰」。為解決其「慢性的思想苦悶與徬徨」,殷惠敏認為陳映真展開了「重新出發的探索」:陳映真「接受了從第三世界觀點來批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依賴理論』,這便是《雲》這本小說集的中心思想。」「『典型』已不復存在,但付出了重大代價的信念以及由此產生的情感紐帶卻是魂牽夢縈的。因此,苦悶也必然會繼續下去,這不是靠理知的決定所能終止的。信念所繫的是一個虛妄的『真理』,那麼當初為這個信念所受的苦難豈不是突然?」[29]易言之,殷惠敏認為陳映真放棄了以中國革命為依托的信念乃至理論體系,從而以「依賴理論」所代表的政治經濟學論述填補思想上的空虛。
對於殷惠敏的評論,陳映真的反應極激烈。陳映真斷然否定「華盛頓大樓」系列與依賴理論的關係,並批評殷惠敏誤讀依賴理論。於是,陳映真竟把大部分的回應篇幅都用來為殷惠敏「普及」依賴理論知識。雖然陳映真仍儘量在回應中縮限作家對小說的詮釋空間以維護小說對於讀者的開放性,但以作者的身分親自解釋作品創作的某些思路,在陳映真寫作生涯之中仍屬罕見。陳映真所以如此生氣,不在於依賴理論。實際上,依賴理論此後未曾在陳映真的政論中消失。關鍵在於:殷惠敏公開剖析陳映真的文藝創作背後隱藏某種革命的思想基礎,卻又指他棄此取彼,填補空虛。形同指控陳映真「轉向」。因此陳映真反過來暴露殷惠敏曾經參與七十年代初期保釣運動的經歷,批判他才是因為無法面對大陸變局而變節「轉向」、從左變右的「鬼影子知識分子」(法農語)。[30]
殷惠敏的觀察──即陳映真以特定思想基礎支持其小說創作的問題──直到九十年代才被陳映真所承認。1987年,台灣解嚴,言論自由度大幅提昇,而陳映真亦於同年發表了1999年〈歸鄉〉之前的最後一部小說〈趙南棟〉。雖然陳映真在這兩部小說之間撰寫了相當多戒嚴時代所不能公開撰寫的評論文字,[31]但這不等於陳映真因此忙到沒空構思小說。實際上,想要動筆卻終究未成的九十年代陳映真,[32]正是用這些評論文字作為解決思想困境的理論準備。綜觀九十年代陳映真的發言,如何為文藝與革命──特別是必然造成台灣社會變革的中國統一──提供理論基礎,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目前的環境和條件,是比較有利於科學的、理性的論述。沒有這些總結,就不能做好對於當前台灣資本主義-及其文化的討論,從而從這討論的基礎上發展出當前台灣文學諸問題的新的討論的論壇。[33]
我對自己的期許是在知識上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台灣要怎麼認識?台灣的社會史應分成幾個階段,台灣社會的構成是什麼?二是新中國的社會本質是什麼……中國統一論,應該在台灣社會論和大陸社會論的基礎上。[34]
怎麼從二次戰後的冷戰結構,從學問的、知識的觀點去釐清,一直服從美國的政策,或者社會科學的派別是零星的,僅有局部的研究,而完全沒有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像這種哲學、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總的反省,來尋求上接日據時代以來,比較radical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都沒有人做,這是為什麼我這個搞文學的人,最近辛苦的找了幾本書,有關政治經濟的書來翻譯,這本不關我的事,可是我覺得沒弄就走不出去,就是些幼稚的話搬來搬去,老實說,嚴格的意義上,台灣沒有左派,一直到有一個台灣資本主義論、台灣社會性質論……[35]
我們必須在思想上找到比較清楚的出路,然後開始寫作。我實際上也有比較強的創作的衝動,因為在台獨這種扭曲下面,生活裡產生非常多的值得寫的東西。從台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在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很好地盡了他們的歷史責任,對於日據下的非理的社會,做出了他們的描寫和反應。對目前這種奇怪的台獨風潮中的台灣社會,我覺得歷史也賦予了我們責任去加以揭露。[36]
不過,九十年代陳映真所欲解決上述問題根源於更早的時期;進而言之,陳、殷論戰之際的陳映真確實存在著思想困境,但還未必(或不只)是殷惠敏觀察到的那些問題。從陳映真出獄到整個八十年代,陳映真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迎戰島內勢力愈發龐大的分離主義運動。這是陳映真作為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代表人物所不得不面對的挑戰。當然,陳、殷二人圍繞著依賴理論而發生的論辯本身,也向陳映真提出了如何將理論更好地聯繫台灣實際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構成陳映真研究台灣社會性質的最初動因。
(二)分離主義史論與文論的挑戰
在1962年寫給作家鍾肇政的一封信中,青年陳映真如此表露其撰寫台灣文學史的心願:「不怕你笑話,有一日和平臨到人間的時候,我要好好對台灣的文學下一番史的研究,如果有足夠的資料,我想應連同以日語寫作的那一代也算進去。但這些都得等待一切政治的偏見和禁忌遠去的時候罷。但是,是否會有那樣的一天,而縱或有之,在這樣的戰爭年代裡,我能活著去著手我愛的工作嗎?這是個不很愉快的問題,可不是嗎?」[37]
由於陳映真旋於1968年入獄,因此陳映真的文學史寫作願望直到1975年出獄之後才初步得以實現。他接連撰寫數篇以台灣詩壇和小說界為對象的文論,並集中收錄於《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一書。這些評論體現陳映真意圖以具體的文學作品或文論為媒介,進一步袂出隱含在文本背後的台灣歷史問題以及經濟、社會等矛盾。這樣的思路,即具素樸或者隱晦的「社會性質」分析色彩。比方,為了批判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所隱含的分離主義論,陳映真連帶批判了一種認為日本殖民統治使台灣全面資本主義化的論點;為了說明鍾理和從台灣前往「滿洲」之後所遭遇的巨大幻滅,陳映真則從兩地之間的經濟落差提出解釋;甚至,通過宋澤萊的小說〈打牛湳村〉,陳映真也藉此討論了戰後台灣農村所面臨的資本主義榨取。[38]
以這些文學作品和文論為起點,陳映真開始接連面對一個與台灣社會性質密切相關的難題,也就是日本殖民統治時代(1895-1945)的評價問題:(1)為了貶低國民黨統治,分離主義派總是過高評價日據時期的經濟發展,從而相應貶低1895年以前的清代臺灣以及1945年台灣光復後的發展水平。(2)雖然台灣光復乃是回歸祖國,但分離主義派卻認為是「再殖民」,從日本殖民地變成「中國殖民地」。(3)又由於以史明為代表的分離主義「左派」從六、七十年代開始發展一套偽托歷史唯物論的台灣歷史敘述,因此前述兩點甚至可能穿起「左」的外衣披掛上陣。(比方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對立框架之下論證日據時代實現資本主義化或「近代化」。)陳映真作為社會主義統一派代表人物,這種局面無疑是一大挑戰。
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為例,這次事件就被分離主義派解釋成「先進的資本主義台灣」遭到「落後之(半)封建中國」接管「殖民」而引發的悲劇;因為兩者無法調和彼此之間的落差。[39]而分離主義派所聲稱的「台灣民族」或「台灣人意識」,也被認為是這種落差所形成的後果。
為解決上述問題,陳映真與旅日學者戴國煇於八十年代進一步迎戰了分離主義陣營,引發了「台灣結/中國結」論戰。相較於戴國煇較多地回應清代與日據的「近代化」問題[40],陳映真則選擇把焦點擺到了日據以及戰後的台灣資產階級的形成問題及其認同危機。而陳映真所寫的〈國家分裂結構下的民族主義國家──「台灣結」的戰後史之分析〉就是其系列回應中最具總結性的文章。[41]綜觀陳映真截至此文為止的理論總結,對於上述問題大致有如下回應。
第一點。陳映真認為殖民統治應以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不發展作為相適應的後果──他認為,日據時代大力扶植日系壟斷資本並打壓台灣人,所以台籍資本家才沒有在台灣人民之間形成一個階級(資產階級)。與此相比,雖然國民黨政權接收了日系壟斷資本的財產,卻不排斥讓台灣人發展資本主義。[42]
第二點。雖然台灣資產階級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得到發展,但陳映真認為這種發展實際上是鑲嵌在更大的資本主義再生產圈中才得以形成;但又因為海峽兩岸不在同一個再生產圈之內,才導致了分離主義運動的產生──陳映真認為,冷戰、內戰所導致的兩岸分斷,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台灣的發展全盤納入美日帝國主義的再生產環節之中。外資、國民黨政權,以及民間產業三者之間形成再生產(「循環」)的結構。雖然台灣資產階級由此崛起,卻也因此對於國民黨政權、美日帝國主義有強烈的依賴性格,缺乏自主性;台灣資產階級對於外資的依賴還表現在不選擇紮根於台灣,寧可外移同外國資本結合,致使產業升不了級。陳映真認為,台獨運動與黨外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就是資產階級(在指稱黨外的時候,他通常改稱「中產階級」),因此「在60年代中興起的台灣的資產階級自量絕無信心去依照自己的形象去改造中國,因此只好把範圍縮小只管台灣,從而有台灣獨立的理念出現吧。」[43]
第三點。以第二點為前提,民進黨成立後,如同外資、國民黨政權、民間產業之間的密切關係一般,美國、國民黨政府、民進黨之間也出現某種共識或合作的可能──陳映真敏銳地注意到:除了海外的台獨運動(特別是極力發展「臺灣民族論」的「左獨」),島內的黨外運動、國民黨政府,以及美國當局等三方也開始把當時台灣島上的「一千八百萬人」當成一個整體,不但不把台灣人民當成中國人民的一部分,更有意無意地抿除「一千八百萬人」中的階級差別。[44]為此,陳映真猛烈批判「一千八百萬人論」對於階級差異的泯滅以及與之結合的「自決」口號。他認為,「自決」不過是台灣資產階級將自己的利益「強加在」「一千八百萬人」的口號。[45]
第四點。總而言之,戰後台灣絕不是中國的殖民地,但陳映真認為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反而因為兩岸分斷而成為美日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1)國民黨在1949年兩岸分斷之後的統治,實際上是美國遂行其「新殖民主義」統治的媒介。因此,如果要說台灣在兩岸分斷之後仍然被「殖民」,就必須說台灣被美國(乃至日本)所「殖民」。又由於冷戰與內戰迅速把台灣編入美日資本主義經濟圈,而且戰後「國營巨大獨佔資本與民間零細輕工業•中小企業的雙重構造」[46]基本上是日本殖民地體制的某種保存,因此台灣的資本主義基本上是戰前殖民地體制(「雙重構造」)與戰後「新殖民主義」體制(納入美日再生產圈)之下的產物。(2)既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曾出現的「反共」、「反華」、等意識型態在戰後仍然存在,就顯示台灣仍然遭到某種「殖民」,而且不會是中國的「殖民」。「兩個歷史時代中少數台灣人的反華、蔑華思想,一樣都傾慕日本或美國,及美、日兩國的『文明』、『進步』與『開化』,對自己的民族,卻以日本人或美國白人中心的觀點,加以仇視和鄙視。在台灣五十年歷史上,少數台灣人的反華和蔑華運動,有這共同的特點:(一)是新舊殖民地結構下的意識型態;(二)反共;(三)反華;(四)鄙視一切中國的事物。」[47]
雖然八十年代陳映真竭力批判分離主義,卻並未反駁或拒絕一切分離主義之論據,特別是分離主義派關於日據時期台灣社會較「先進」而同時期大陸社會相對「落後」的主張。陳映真對於這種觀點的態度很矛盾:一方面,他批判這種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正是分離主義論證兩岸異質性的論據。另一方面,他又承認這種觀點,因為他也認為台灣因為日本殖民統治而出現「資本主義化」──「台灣從一個前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日本的統治,而轉變為一個近代的、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社會」;[48]「日治時代台灣資本主義改造的實體……確實使台灣的社會進入了『不同』於同時代大陸中國的社會階段」。但為了堅持其批判面,陳映真緊接著折衷指出「日治時代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有一個上限」,並指稱台灣內部存在著與日本相勾結的「封建勢力」。[49]
雖然陳映真的「資本主義化上限論」與「封建勢力殘餘論」符合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實際──台灣社會並未全盤資本主義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猶存台灣──但八十年代的陳映真並未進一步發揮這方面的看法。當時的陳映真不太重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便承認該生產方式在台灣的存在有限)。比方說,「資本主義化上限」與「封建勢力殘餘」其實有利於說明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台灣之間的連續性。但當時陳映真所重視的連續性卻是戰後「國營巨大獨佔資本與民間零細輕工業•中小企業的雙重構造」如何因為國民黨政權接收日產而延續了「日據時代日本人巨大產業和台灣人零細小企業在台灣的『雙重•跛腳』殖民地經濟組成」。他認為,這種連續性致使「台灣經濟從光復前到光復後台灣社會經濟的移轉過程中,承轉了一定的殖民地性質。這種『戰後清算』的不徹底,又是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和資本階級缺少中國民族獨立和統一的情感、力量與氣度的原因之一吧。」[50]
陳映真在八十年代解決或未解決的問題,是探求九十年代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重要線索。
三、劉進慶提供的思想出路與新問題
(一)陳映真思想的「劉進慶時期」
九十年代之前的陳映真較常針對個別時代的社會性質提出說明(比方清代台灣[51]或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直到九十年代,陳映真才開始全面探討台灣史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換句話說,即台灣歷史分期問題的探討。若以飽受批判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五階段論」比喻,根據社會性質而展開的歷史分期就是判定「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時代斷限。雖然台灣社會史的「社會性質」歷史分期有時與台灣主權歸屬的不同時期相重合,然而以社會性質為標準而產生的歷史分期,正是為了在主權的保持與更迭之外,說明台灣社會性質的變化,或不變。
《人間雜誌》時期,陳映真曾製作過一個試圖按年代(十年)為歷史分期來介紹台灣史的專輯,[52]並曾介紹參與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的嚴靈峰與胡秋原。[53]《人間雜誌》停刊前夕,陳映真還親自介紹了八十年代韓國社會運動的「社會構成體論爭」,這是他親訪韓國之後寫下的紀錄。[54]
戒嚴體制終結的九十年代初期,陳映真開始嘗試使社會性質論同台灣現實相結合。比方從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質來關照台灣社會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敗壞根源;即所謂「NIE’S症候羣」。[55]1992年,陳映真透過其主持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該叢刊大部分的著作集中刊行於該年,包括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出版時更名《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陳玉璽《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硏究》等政治經濟學名著。
選入《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的劉進慶著作,是理解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重要媒介。劉進慶論述形成於1971年。[56]在台灣社會性質的表述上,劉進慶遵循了「新民主主義論」的典範及日本講座派馬克思主義者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將半封建視為二十世紀台灣社會的本質性規定,從而提出以下歷史分期:(1)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2)戰後五年回歸中國,台灣不再是殖民地,但仍然是「半封建社會」。劉進慶稱此五年為特殊的「過渡時期」;(3)1949年後,兩岸分斷,國民黨通過土改而剷除半封建的地主,但自己卻當起了最大的地主。劉進慶據此認為戰後五年與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仍然是半封建社會。又由於劉進慶認為兩岸分斷之後的台灣實際上受到美、日「新殖民主義」的支配,不同於「半殖民地」或古典「殖民地」,因此他以「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表述當時的社會性質。
劉進慶的論述對陳映真產生了極大影響,但影響是漸進的。陳映真在八十年代所說的「國營巨大獨佔資本與民間零細輕工業•中小企業的雙重構造」[57],就是劉進慶的論點。[58]然而劉進慶的歷史分期卻直到九十年代才得到陳映真的陳述。1992年,陳映真開始正式發表以「社會性質」為主題的論文,即〈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同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之比較考察〉(此文開頭與《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總序的開頭完全相同)、〈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59]、〈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此文根據前文改寫而來)。由此直至1993年,可稱為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劉進慶時期」,因為陳映真此時的歷史分期幾乎與劉進慶相同。細緻的差別在於:(1)陳映真進一步將台灣光復後五年間的台灣社會性質規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規定體現出陳映真比劉進慶更接近〈新民主主義論〉的邏輯。[60]從而,他進一步發展劉進慶的歷史分期為「日帝時期為殖民地/戰後五年為半殖民地/五十年代以降為新殖民地」。陳映真與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在1994年編成的《史明台灣史論的虛構》[61],是他應用這套分期的初步嘗試。(2)由於八十年代陳映真傾向於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兩岸分斷之後所獲得的發展,因此九十年代陳映真對於劉進慶把兩岸分斷後的台灣規定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顯得相當保留,並因此陷入長達十年的長考與猶疑。
九十年代的陳映真對於兩岸分斷後的台灣社會性質,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社會性質,共有三種或者獨立、或者結合的設想:(1)第一個設想是把五、六十年代以降都視為「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社會」。邊陲與半邊陲的概念反映出依附(發展)論,以及世界體系論的色彩,並且凸顯了資本主義屬性的存在。[62]「當前依賴理論或世界體系論的作家,則傾向於比較高度評價殖民地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這只要從他們常用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這些詞,就可以看到邊陲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受到格外強調的消息了。」[63](2)第二個設想則是把五、六十年代視為「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設定也凸顯了資本主義屬性的存在。[64](3)第三個設想則是把五、六十年代視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後則是「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這屬於陳映真「劉進慶時期」的歷史分期,並強調了前資本主義(「封建」)屬性的存在。
顯然,這三種設想之間的關鍵差異(或共性)在於兩岸分斷後的台灣社會性質究竟是前資本主義的屬性佔優勢(第三個設想),還是資本主義的屬性佔優勢(第一、第二個設想)。陳映真在九十年代之初就已經出現前第一個與第二個設想。第三個設想只存在於1992至1993年之間,而且陳映真有時會把第三個設想同第一個設想相結合。到了與陳芳明進行大論戰的2000年,陳映真正式放棄第三個設想。他把1950至1966年規定為「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即第二個設想),並將1966至1985年規定為「新殖民地•依附性資本主義社會」(即第一個設想)。[65]誠如陳映真所言,新殖民地時期「台灣社會的『封建性』,今天看來,應該還有討論的餘地。」[66]
雖然陳映真基本上肯定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趨勢,而劉進慶強調前資本主義屬性(半封建)的存在,但兩者都沒有把半封建與半資本主義視為彼此的另一半。陳、劉二人在此處的嚴謹性,使他們與〈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架構更為親近,並拉開了他們與「左獨」理論家史明之間的距離。因為史明恰恰把半封建與半資本主義視為彼此的另一半,從而使半封建與半資本主義之間的區別完全泯滅。[67]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戰後五年)的設定──特別是兩個歷史階段所共有的半封建社會──使陳映真克服他在八十年代的「先進台灣/落後大陸」觀點,從而與分離主義論述產生了區別。[68]現在陳映真眼中的1945之變,乃是台灣從殖民地變成半殖民地;至於1945年之不變,則因台灣仍是半封建社會。[69]不過陳映真直到九十年代中後期才從實證角度說明1945年的變與不變。[70]
(二)從半封建政權論到波拿巴國家論
劉進慶論述最突出的現象,乃是意圖「對立統一」地分析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為此,劉進慶引入許多既有或者自創的範疇;比方「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半封建政權」、「殖民地遺制」、「公業」、「私業」、「官僚資本」、「官商資本」,如此等等。雖然劉進慶賦予了這些範疇之間以一定的邏輯關係,但這些範疇之間最根本的關係是「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封建)」兩種屬性的對立統一。也就是說,每一個由劉進慶引入論述的範疇,如果不是具有「資本主義」的屬性,就是具有「前資本主義(=封建)」的屬性;二者必居其一。這也體現出劉進慶所謂的「封建」是必須在線性進化論中找尋自身位置的相對概念,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封建。[71]在劉進慶的論述中,這兩種屬性的對立統一,不斷出現在一個範疇向另外一個範疇的過渡之中。
在資本主義屬性與封建屬性的對立統一中,最關鍵的範疇乃是國民黨「半封建政權」。一方面,劉進慶認為該政權的「半封建」屬性規定了一切矛盾的發展。(劉進慶,1992:91)從而才決定了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成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另一方面,劉進慶卻又認為國民黨「半封建政權」支持了島內外各種資本的發展。不但從大陸移入的資本與台灣本土資本逐漸融合為「自我一體的本國資本」,由資產階級所控制「私業」資本也開始與國民黨官僚所控制的「公業」相融合,產生劉進慶所稱的「官商資本」。「外國/外省/本省」、「公業/私業」、「官僚/資本家」,這些矛盾都在「官商資本」的形成中消弭。如果說過去的「官僚資本」意味著資本家與官僚的身分重疊,現在的「官商資本」則體現了資本家與官僚的彼此勾結。[72]
由於劉進慶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必須以半封建政權論為前提才能成立,因此這套論述顯然抿除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或者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線。[73]這與傾向於區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差別的七十年代海外「台灣左派運動」和台獨運動很不相同。自史明於1962年發表《台灣人四百年史》以來,海外反蔣運動就經常把國民黨政權視為一個由「(半)封建」、「獨裁」、「軍閥」、「特務」等屬性所構成的上層建築,即半封建政權。而70年代北美出現的第一份台灣人社會主義刊物《台灣人民》(1972-1975)更直接認為國民黨政權是半封建政權,而台灣社會則發展著資本主義。該刊認為:中國經濟基礎在1949年以前的半封建性決定了作為上層建築的國民黨政權也是半封建。國民黨失去大陸後,把半封建的上層建築原封不動搬到台灣。雖其上層建築願意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卻因為上層建築的半封建性質而遭阻礙。[74]《台灣人民》發生統獨分裂後,分離主義派的《台灣革命》(1975-1976)、《台灣時代》(1976-1982)繼續發展半封建政權論。因此,當80年代海外部分獨立派運動出現「國民黨資產階級化」的論述時,曾遭半封建政權論者的抵制。[75]然而這種觀點的提出,也體現出半封建政權論日顯不足的窘境。
雖然陳映真也認為台灣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存在「重大杆格」,[76]但國民黨政權下的資本主義何以得到發展,卻必須在理論上獲得解決。為此,陳映真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吸收了北美台灣左翼運動家、《台灣思潮》主編蔡健仁的見解,指出戰後台灣出現「階級和國家的顛倒生存」。也就是說,美國與國民黨政權扶植了台灣資產階級的產生。[77]由於戰後台灣的資產階級體質孱弱,無力直接掌握上層建築並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所以國民黨政權就替代資產階級而執行該階級所欲執行的任務,形成「高度個人獨裁的」、「反共」的(Anti-Communist)、「次法西斯帝」的(Sub fascist)、「國家安全主義」的(Security-)、「美國附從」的(U.S. Client-)、「擬似」的(pseudo-)[78]「波拿巴國家」(Bonapartist State)。[79]
陳映真認為,五十年代形成的「波拿巴國家」,「為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累積與擴大再生產而設立」,並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還政」於資產階級,特別是其中的壟斷資產階級;李登輝政權的形成則是「還政」的重要指標。早期陳映真認為這一「還政」的過程導致「波拿巴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向下調整」。[80]但在2000年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陳映真在同年《左翼》雜誌上的論爭中指出:「波拿巴國家」在八十年代中期便已瓦解,並由壟斷資產階級所掌控。2000年的大選並未改變這個局面,但原先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民進黨卻倏地改變階級屬性,成為亟欲代表「大獨佔資本」(即大壟斷資本)利益的黨。而1985到2000年之間的台灣「社會性質」,總體上體現為「新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向「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變化的趨勢。[81]
四、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的問題與克服
(一)民族資產階級是否可能
陳映真的「波拿巴國家論」特別強調台灣政權的人工性。他認為,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兩度炮製台灣的國家政權(state)。為了從中國分離出去,蔣介石時代叫囂反共統一,李登輝時代高唱分離主義。這種「國家」實際上「幾無主權可言」。由於「跨國資本(世界體系)=國家政權(世界體系手造之物)=本地資本(世界體系和國家政權所豢養)」所構成的三角聯盟(triple alliance),這種「國家」就成為了「新生台灣扈從性國家政權的宰制機制。一個幻想的國家政權,至此成為畸形卻具體的依附性國家政權。」[82]
陳映真所稱的三角聯盟並不是他自己的發明,而是「依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譯庸屬發展)學派的見解。八十年代初期,旅居海外的陳玉璽(王春根)借用Peter Evans的依附發展論,指出三角聯盟造成「台灣經濟發展的『庸屬性』和『國際化』」,這種特性進一步導致台灣島內階級鬥爭難以激化。無論是台灣的資產階級、工人運動,乃至反對運動整體,都不可能反帝與反體制。最多只能「在西方導向的體制內扮演『制衡』角色,要求政治民主、經濟人權和社會正義。」從而鞏固現體制。「在此格局下,台灣政治發展將表現為西方模式下的緩近變革;工人群體意識和組織的發展,亦將表現為『制約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而不是革命力量。」[83]
最接近陳玉璽見解的論者是劉進慶,而兩者共同創造了陳映真得以繼承的思想資源。三角聯盟論所指涉的島內外資本大聯合以及位居中介地位的國民黨政權,在劉進慶的場合就是官商資本與半封建政權。顯然,從劉進慶到陳玉璽,他們都指出戰後島內資產階級的生成與國民黨政權、跨國資本主義有密切關係。他們的切入點與日後把台灣資產階級的形成放在美日帝國主義再生產環節中分析的陳映真完全相同。
三人的差異體現在如何看待島內階級矛盾。陳玉璽基本上同時否定台灣各階級的革命性,從而否定階級鬥爭的可能。劉進慶則認為「官商資本」所代表的島內外資產階級大聯合,與工農處於截然對立的階級對立,特別是被他稱為「基底」──這是繼承自山田盛太郎的術語──的農民。至於陳映真,除了肯定工農所受到的階級壓迫,他還認為台灣資產階級內部存在著「壟斷/非壟斷」的矛盾。
陳映真關於「壟斷/非壟斷」的思考,最初落在如何看待日據遺至戰後的「國營巨大獨佔資本與民間零細輕工業•中小企業的雙重構造」[84],但他並不是第一個從「壟斷/非壟斷」區分台灣資產階級的論者。七十年代的《台灣時代》就曾討論過資產階級內部的壟斷與非壟斷的差異。但由於這些分離主義左派更重視資產階級內部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差別──他們稱之為「中國人/台灣人」的對立──因此他們把本省資產階級預設或論證為鐵板一塊的、可以服從於「台灣民族」整體利益的「民族資產階級」,不但愛台,且能反華,並強調這個階級與國民黨政權之間存在可利用的矛盾。[85]
八十年代中期,出現從經濟波動以及中小企業所遭遇的危機來解釋民進黨成立及其階級屬性的說法。這種看法認為中小企業是民間非壟斷資本,深為壟斷資本所害,因此左翼運動應當主張反壟斷聯盟,爭取非壟斷的資產階級。──顯而易見,這是一種跨階級統一戰線論述。在眾多的「反壟斷聯盟」論述中,[86]蔡健仁的見解最為完整。[87]不過,反壟斷不是台灣特有的發明,七十年代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早已出現反壟斷聯盟的思想。[88]
總之,從壟斷與否看待資產階級內部矛盾的陳映真,並不認為省籍問題能在資產階級之間造成矛盾。因為階級利益總是大於省籍衝突。[89]正如陳映真對於李豋輝政權的分析:資產階級不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反而享受國民黨對工農的鎮壓。因此蔣經國之死沒有發生資產階級的革命或騷亂。李政權是失去民族資本性質的官商資本的產物,李政權是舊國民黨政權的延續,「恰恰是過去的、作為世界體系所炮製的國民黨國家政權『本地化』的延長與發展,而不是它的否定。」李政權的成立,使「本地台灣資產階級全面獲取政權」,「台灣大集團資本與官商資本成了統治者。國府為『外來』『殖民政權』之論全面破產」。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矛盾也消失,兩黨各自提出的命運共同體論或生命共同體論都是同樣的東西,諸如此類。[90]
雖然陳映真並不認為省籍問題真能在資產階級內部形成矛盾乃至愛台反華的「民族資產階級」,但這並不等於陳映真沒有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論。更正確地說,當分離主義派試圖在資產階級的整體內部區分出某一部分為愛台反華的「民族資產階級」時,陳映真則傾向通過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探詢資產階級從整體上「民族化」的可能。如前所述,正是因為台灣資產階級產生在兩岸分斷體制、美日帝國主義再生產環節,以及國民黨「波拿巴國家」的條件下,才產生了分離主義意識。──但陳映真也認為,如果台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重新融入中國的民族經濟圈,[91]克服台灣的「新殖民地」性質,台灣資產階級就可能「民族化」。──也就是說,為了克服分離主義,還是得靠台灣資產階級。
八十年代,陳映真曾向戴國煇提出一種設想:如果1949年內戰的結果是國共劃江而治,台灣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同長江以南的大陸資產階級共同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台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可以在民族經濟圈內進行。戴國煇認為陳的看法「太樂觀」,「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不夠成熟,世界史的胎動沒有來得及提供時間,讓他們找出『生機』」。雖然陳映真同意戴國煇的反駁,但他所以如此猜想,正是因為「台灣生活中有太多的實例說明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民族』的問題。」[92]雖然陳映真的「劃江而治」終究只是猜想,他卻盼望台灣的資產階級能在將來匯合於逐漸開放的大陸經濟之中,成為民族經濟體的一部分,從而逐漸解消台灣資產階級的台獨屬性。
九十年代的陳映真不斷用這套見解分析局勢的發展。當開放台灣資產階級向大陸投資之後,他認為這些「中小企業資本」將因「愈益深入地組織到在大陸開放改革過程中不斷膨脹的中國民族經濟中進行其循環」,從而逐漸消除自身的買辦性、依附性,增加資本的民族性。舉例來說,「1991年底,原本代表了中小企業政治願望的民進黨,在將台獨條款正式列入黨綱的黨內爭議中,就具體出現過部份中小企業資本的躊躇與反對意見。」[93]陳映真還認為,隨著台灣資本向大陸投資的增加而使民族性相應增加,將來甚至可能在台灣的議會中出現遊說團體。而且兩岸經濟基礎的變化也將促使上層建築必須發生變化。[94]他樂觀猜測:「台灣戰後經濟的現階段,離開了資本在大陸的循環是不可思議的」「台灣經濟不可逆轉地重編到開放改革後的中國民族經濟再生產構造,正在展開使我們目不暇接的兩岸經濟整合運動。」[95]他甚至在香港回歸之後指出,香港回歸正是因為港資融入了大陸經濟圈,「經濟變化所起到的近於決定性的作用」,於是才能承受中英聯合宣言、八九風波、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衝擊,並以「『回歸』而不是『獨立』的形式完成了它的非殖民化。」陳映真並認為,香港回歸將給台獨帶來挑戰,因為香港殖民地化的歷史比台灣長,卻沒有出現香港民族論。[96]
陳映真的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貫穿其八、九十年代。通過此一見解,他在八十年代發展「反獨論」,並在九十年代發展「統一論」。前者以〈國家分裂結構下的民族主義國家──「台灣結」的戰後史之分析〉為代表,後者則以〈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為典範。
陳映真把社會性質論的焦點從反獨論移往統一論並非偶然。一定意義上,是為了回應他與其他台灣左翼統一派(如唐文標)在八十年代所受到的批評,而批評的對象則是左翼的推理模式,特別是藉由「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式進行研究與敘述、從而以邏輯分析的形式再現歷史具體性的馬克思的方法。[97]舉例來說,殷惠敏曾批評唐文標粗糙地把「戲劇作為一種上層建築的文化活動是下層建築(物質基礎)的反映」,從而流於機械反映論。[98]為捍衛故去的唐文標,陳忠信對殷惠敏展開了反批判,認為不能輕易地取消下層建築對上層建築的決定性。[99]然而,陳忠信並沒有堅決貫徹他為唐文標說話時的這種觀點。當陳映真試圖將冷戰內戰所導致的兩岸分斷作為台灣意識(「台灣結」)的根源,陳忠信反而批評陳映真犯了「機械的因果律」(一因對應一果)以及「表現性因果律」(一因表現為多果)的毛病,並引用阿爾都塞之見解,稱後者是一種黑格爾式的「唯心主義的本質論」。陳忠信據此認為,如果兩岸分斷可以解釋「台灣結」之成因,就不能說明陳映真自己也觀察到的另一個事實:兩韓分斷卻沒有各自出現民族主義。[100]除了陳忠信之外,另有批評者指出:陳映真把分離主義運動簡單定調為資產階級運動,但運動的階級屬性不能從參與者的階級出身來判斷,而應當從該運動的主張出發。「說台獨運動是資產階級運動的人,必須證明台獨這項主張只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若果不是,則我們只能稱之為全民運動,或民族運動,或其他任何性質的運動。」[101]九十年代的陳昭瑛也認為此一批評有一定道理,故批評陳映真的簡單定調造成統一派論述的無以為繼。[102]
這些朝著陳映真而來的批判其實並不到位。首先,關於分離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質,陳映真的證明並不是分離主義的主張是否有利於資產階級,而是分離主義運動對於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忽視乃至敵視,[103]光憑這一點便能充分說明分離主義運動的階級性格。可惜陳映真並沒有在這方面多加著墨。其次,陳映真論述的要旨也不在於說明分離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性格,而在於說明台灣的資產階級為何必然走向分離主義。所以陳映真才會批判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共享著分離主義性格,也所以他才會同時認為台灣的資產階級也有選擇統一的可能。因此陳映真「統一論」的實現程度乃是驗證陳映真反獨論真實程度的唯一方法。或許這就是九十年代陳映真較關注統一論而非反獨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陳映真乃是從台灣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在分斷體制下的發展去解釋分離主義運動,不是只談資本主義(從而資產階級)與分離主義的關係,更不是只談分斷體制與分離主義的關係。總之,陳映真所受到的批判實則過於化約。
(二)從台灣社會性質論述史發現反帝史
雖然陳映真的統一論可以驗證反獨論,九十年代的局勢卻同時挑戰了這一體兩面的兩種論述。首先,陳映真在1992年時認為,雖然兩岸出現經濟上的統合,整合卻尚未反映到意識型態。[104]到了1993至1995年間,他開始承認反共分離主義意識型態甚囂塵上。面對分離主義明顯已經不只是資產階級運動的這一現象,他認為這是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105]正因如此,陳映真的戰友林書揚(1926-2012)[106]才批評這種「以經促統論」不過是未必真能促統的「經濟主義」;林書揚認為,只有依靠以社會主義為紐帶的「民族倫理」,才是中國統一的可靠保證。[107]其次,陳映真為了反駁某種把大陸當成「中心」並把台灣當「邊陲」的論述,指出當時的大陸是「邊陲部資本主義化」,台灣則是「半邊陲」。從輸出資本的角度來看,如果台灣與大陸不是民族內分工,則台灣恰恰是壓迫大陸的「中心」。[108]陳映真論述的微妙之處,在其認為台商對大陸的資本輸出是民族內分工。[109]但對那些實際上因為兩岸分斷而藉此謀利的台商而言,可能並沒有想到(或者不願)這是民族內分工。加上台商商品的銷售市場未必內銷,因此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未必能夠形成民族內再生產。[110]
此外,以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為核心的統一論與反獨論,不但不能全面解釋「經濟越整合、人心越思離」的矛盾現象,甚至不能說明台灣史上也曾存在的「經濟越分離,人心越求統」之事實。1995年由陳昭瑛引發的論戰充分暴露出這個問題。她將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區分為三期:1949年兩岸分斷之前是第一期,七十年代是第二期,這兩期都有強烈的中國反帝民族主義的色彩在內。然而八十年代開始的第三期,「中國意識」乃至「台灣意識」,卻「異化」為反華乃至迷信現代化的分離主義運動。[111]陳昭瑛的見解引起統獨兩派陣營的回應,[112]特別是陳昭瑛點名批評的陳映真。陳映真認為,「第三期」其本質與前兩期不同,不能齊觀為本土化運動的一個階段。[113]但陳映真沒有申論的是:按照他自己的社會性質歷史分期,「第三期」所浮上檯面的分離主義正是兩岸分斷以來、台灣成為美日「新殖民地」的必然結果。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第三期」的成因或者為何「異化」,而在於異軍突起的「第二期」為何發生。雖然陳映真也提出他的解釋,其解釋卻無法以資產階級運動及其背後的資本主義發展──此即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之基礎──為線索。這個線索只能有利於考察分離主義運動的產生(或者兩岸經濟整合之後的種種政治可能),卻無法直接說明(或者只能間接說明)分離主義運動以外的中國反帝民族主義為何在台灣存在,特別是「第一期」或者「第二期」。[114]
陳映真可能自始就清楚這方面的問題,因此兩岸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史也是他所熱衷研究與宣傳的對象。除了兩岸人民「自在」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比方義和團運動、噍吧哖事件)之外,[115]他特別重視兩岸人民「自為」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由於伴隨著殖民地的爭奪而出現的帝國主義是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最顯著的現象,因此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自為」性,正表現在被壓迫者如何意識到自己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並意識到自己處於被「殖民」的狀態。或許正由於台灣歷史上屢屢出現卻長期遭到遮蔽的社會性質論及其論爭本身就是反帝的產物,遂立刻映入陳映真眼簾,成為其社會性質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前所述,1992年是陳映真全面展開社會性質論的一年。「以感謝與驚異之心親炙前人在台灣社會構造理論上的建樹」[116]的陳映真,通過〈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與〈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同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之比較考察〉二文,[117]初步回顧了過去曾經出現的台灣社會性質論。1993年4月,陳映真及其同志甚至進一步成立了研究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學習集體──「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該會章程明白揭示了他們把社會性質論的理論史視為探索台灣「社會性質」的重要媒介。其《章程》前言云:
1920年代中後,日帝殖民地下台灣前進的知識份子,為了克服當時臺灣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援引了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對於台灣社會與歷史之科學的自我認識工作,並且留下一定的知識和理論的遺產。
這個以進步的社會科學探索台灣社會和歷史的傳統,在1931年遭到日帝的鎮壓。繼之,在1950年到54年的白色恐怖中,此一傳統作為一門科學、知識和哲學,遭到殘酷和徹底的破壞而完全中絕者凡四十年。1950年後,美國保守、自由派社會科學,作為意識型態霸權,支配了台灣戰後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為冷戰體制下台灣反共國家安全體系的建制,提供辯護的服務。
1980年代中後,台灣的政治經濟起了巨大變化。然而,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對此一新變化卻無法提出前進的、批判的說明。
我們有鑑於此,深感一方面批判地繼承20年代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遺產,一方面又進一步汲取二戰以後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以及其他各種進步的關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理論新的反省與發展,同台灣社會具體現實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誠為當務之急。
欲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協意成立了這個研究會。[118]
1996年,學者黎湘萍曾問他:「自從《趙南棟》以後,您反省50年代白色恐怖的作品有不少」,「除了這些創作,您這段時期以來,一直在做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寫了大量的論文,不惜虧本出版了《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等等。除了這些工作,您是否還有什麼新的創作?」陳映真答曰:
由於台灣社會裡充滿了台獨的論說,特別在台灣史方面,因此這幾年我想解決,就是對臺灣史有比較清楚的了解。我一方面自己讀書,一方面覺得一個人讀,不如多幾個人讀,就搞了一個讀書會,這個讀書會的名稱就叫「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都是一些業餘的聚在一起讀書,不是真科班的那種學術界的人。在讀有關台灣的社會科學之餘,我的慾望越來越強,很想在對台灣歷史的比較與多一點理解的基礎上,重讀台灣的文學。[119]
陳映真所探討的各時代「社會性質」論如下:1926至1927年的中國改造論爭,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與「一九三一年綱領」,1940年代李友邦的論述,[120]1949年《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羅鐵英論述,[121]1949年蘇新的台灣革命論,[122]如此等等。[123]陳映真試圖藉此說明:台灣在兩岸分斷之前已有許多仁人志士為了推動社會變革而產生了許多有「社會性質」之實質的論述,並不是只有他自己對台灣各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感興趣。
陳映真所發掘的上述論述都形成於兩岸分斷以前。這些論述──如同大陸上形成的社會性質論──都認為台灣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會」,並從中得出台灣革命應當「反帝」(從而為民族革命)「反封建」(從而為民主革命)的結論。然而陳映真也關注兩岸分斷之後出現的社會性質論。陳映真於1994年接受訪問時指出,以《夏潮》為代表的七十年代島內左翼運動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社會性質論。《夏潮》主觀上沒有發展,客觀環境也不允許發展;即便是《夏潮》系統所發動的鄉土文學論戰,陳映真也認為「沒有好好解決這個問題」。[124]但當陳映真深入探索「社會性質」論述史以及「重讀台灣的文學」之後,他也將他所親身參與的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視為一場具有「素樸的歷史唯物論」與「社會性質論」的討論;他指出:王拓率先在七十年代提出台灣經濟的「殖民地」性,也就是七十年代台灣如何成為美日底下的「新殖民地」、「經濟的殖民地」。[125]陳映真試圖透過他對鄉土文學論戰(或者特定作家的作品,如黃春明)的梳理,來說明當時的與論者如何感知台灣被美日帝國主義所「殖民」。如林載爵所言:「鄉土,作為一種思想類型,它的第一個涵義是被殖民歷史的審視。」[126]
雖然陳映真規定兩岸分斷後的台灣社會性質的第一階段為「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而這一規定乃中國革命傳統中的「社會性質」論所未有,但邏輯仍是一樣的。陳映真的「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說明了台灣本土的資本主義如何在「新殖民地」的條件下發展,以及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因為「新殖民地」的限制而造成其他後果(如分離主義運動的產生)。因此「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既是「社會性質」論的發展,也是有陳映真特色的設定。
雖然新殖民主義或新殖民地有一定的定義,[127]但陳映真所謂的「新殖民主義」或「新殖民地」的定義,應當從傳統「社會性質」論所使用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何同台灣現實相背離來考慮:(1)就「殖民地」來說,典型的「帝國主義/殖民地」關係在二戰以後逐漸消失;(2)就「半殖民地」來說,「社會性質」論中的「半殖民地」一語常常聯繫於積弱的上層建築(特別是政權)以及無法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基礎(因此陷入「半封建社會」狀態);(3)就台灣的現實而言,支配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不但有很強的控制力,[128]50年代之後的台灣經濟基礎也開始資本主義化。
五、為社會變革而論爭
陳映真認為,台灣必須進行社會性質論爭,即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一定要run一次就是。」[129]正如「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以來的歷史經驗,他希望經由一定規模的社會性質論爭,為左翼的社會變革運動開創團結與發展之條件。以將近整個九十年代的時間探索台灣社會性質論、積累思想資源的陳映真,也終於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通過三次論爭而初步實現他的期待。
第一場論爭發生在陳映真參與創辦的《左翼》雜誌。論戰以兩蔣政權、李登輝政權,乃至當時剛上台的民進黨政權的階級性格為主題,從而旁及了戰後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期問題。與論者大多是陳映真的同志,但也有一些青年托洛茨基派。[130]陳映真在《左翼》論爭中指出,雖然代表中小企業的民進黨在2000年奪取政權,但民進黨卻放棄中小企業,轉而爭取壟斷資本的支持。為此,他重申了蔡健仁在八十年代末期提出的反壟斷聯盟論,主張台灣社會主義者應該積極促成「民主主義」的「反壟斷聯盟」,使工農和中小企業形成反壟斷的統一戰線,[131]進而形成一套「從台灣新殖民地性推演出來的反美帝民族解放的任務,和從台灣壟斷資本主義性質推演出來的、以社會主義變革為目標的『人民民主主義』的方針。」[132]
第二場論爭則發生在《聯合文學》雜誌。由於《聯合文學》自1999年起連載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分期史論,陳映真與他的同志們便藉此展開大批判,徹底暴露陳芳明偽社會科學的真面目。[133]首先,針對陳芳明繼承自史明的「1945年再殖民」論,陳映真用「日帝時期為殖民地/戰後五年為半殖民地/50年代以降為新殖民地」的分期予以批判。陳映真至此為止的台灣歷史分期,可綜合如表一[134]。
其次,由於陳芳明認為台灣「四百年」始終是殖民地,這種只看到殖民地性質的視野便導致陳芳明嚴重誤讀二十年代台灣共產黨的革命綱領。陳芳明認為當時的台共面臨所謂「殖民地革命」與「階級革命」(或社會革命)兩種革命性質的選擇,並稱台共主張前者,而中共則企圖干涉台共接受後者。但眾所皆知,國際共運在二十年代產生的分裂,是兩方面的對立:一方面是以工農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另一方面則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什麼天外飛來的「殖民地革命」對「階級革命」。更何況台共存在期間的中共恰恰並不主張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民主主義革命。由於陳映真緊扣著從史明與陳芳明所共有的錯誤,並且強調了「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差異,便糾正了台共兩份綱領所長期遭到的誤解。[135]
經《聯合文學》與《左翼》的兩場論爭,陳映真不但藉此全面總結其研究台灣社會性質的多年成果,更因此突顯其社會性質論與八十年代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三十年代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之間的距離。雖然陳映真對於韓國論爭的關心已是陳映真研究的常識,[136]卻沒有人重視陳映真並不懂韓文的事實。[137]正因陳映真不懂韓文,所以他對韓國論爭的理解,除了八十年代前往韓國採訪時所獲得的資訊與熟知韓國運動的同志,[138]就是來自他曾引用過的日譯版朴玄埰(박현채)著作《韓國資本主義與民族運動》(滝沢秀樹譯。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5年版),以及日譯版文獻集《韓國資本主義論爭》(本多健吉編。東京:世界書院1990年版)[139]然而陳映真究竟因此獲得多少論述資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邊陲資本主義」、「民族經濟」(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所指稱的種種設想,上述日譯文獻都能提供資訊;然而早於這場論爭的劉進慶、陳玉璽等海外台灣左翼,也能提供這些想法給陳映真。因此,陳映真社會性質論與韓國論爭之間的關係,難以只從概念的出現與否去推測,必須從這些概念如何被使用來判斷。
首先是對於「壟斷」的不同理解。《韓國資本主義論爭》所收論文指出:論爭曾伴隨著革命動力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是伴隨著跨階級統一戰線的要或不要、要寬還是要窄而變化。當工人運動在1985年激化,突出勞資階級矛盾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便壓制了「邊陲資本主義論」。但當民族運動在1986年高漲,橫空出世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就壓制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140]這個過程顯示壟斷資本在韓國的論爭中難以為跨階級統一戰線──特別是民族統一戰線──的論證提供有力的支持。但在台灣的場合,陳映真卻認為壟斷資本可以直接形成對立面,從而形成跨階級統一戰線。
其次是對「社會性質」的不同定義。《韓國資本主義論爭》所收論文還指出:為解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挑戰,以朴玄埰為代表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進行了自我修正。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區分了「社會性格」(사회성격)與「社會構成體」(사회구성체,social formation)。用漢語來說,就是區分了「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兩個概念。朴玄埰認為韓國的社會形態是「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性質則是「(新)殖民地(半封建)」。[141]但在陳映真與陳芳明論爭的場合,陳映真卻始終企圖從把社會性質定義為社會形態或生產方式,而且陳映真只看到朴玄埰是「主張殖民地中資本制生產居領導地位論的一個典型代表」,[142]卻未能看到朴氏意圖通過社會性質與社會形態的區分,進而包容「半封建社會論」的意圖。
陳映真與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之間的距離也是顯著的。繼承了山田盛太郎《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的劉進慶,運用山田的「零細農耕」概念解釋戰後台灣的土地改革。山田預設了一種依靠土地從事農業生產並得以自我完成再生產的農民,他稱之為「小農」。當耕作面積低於某種標準,就會形成自我無法完成再生產的「零細農耕」。帶有強烈前資本主義性質的高地租與低工資則是與之相適應的現象。[143]劉進慶之所以認為戰後台灣的土地關係仍是半封建,並不僅是因為國民黨政權通過土改變成台灣最大的地主,而在於台灣農民以「零細化」作為他們成為自耕農的代價。由於各種「封建」勢力的介入,農民只能零細化,無法進一步無產化,因此戰後二十年的台灣原始積累難以徹底展開。但陳映真對於「零細農耕」的理解完全失準:「美國推動在台灣的農地改革,一方面使幾百年來台灣封建的、半封建的地主佃農體制崩解,使地主和佃農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階級消亡,更創造了由廣泛小資產階級性質的零細自耕農所構成的新農村,台灣社會經濟中半封建的性質消失了。」[144]縱然陳映真的描述作為後見之明比劉進慶更加貼近歷史事實,但在迥異於劉進慶的脈絡下繼續使用「零細」一詞,恰恰從此處體現出陳映真與日本資本主義論爭傳統的距離。
第三場論爭則發生在世紀初的「七一講話」之後。陳映真以林炎志〈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一文為引,組織林書揚、黃志龍(陳明忠)、王哲(杜繼平)、石家駒(陳映真)等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理論家,從不同角度分析「中國共產黨與新資產階級」問題,從而觸及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性質。[145]這是台灣島內迄今唯一直面此問題的討論。之所以必須組織這場以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為中心的筆談,正如陳映真為這場筆談所下的總標題──「因為是祖國的緣故」。標題恰如其分,充分展現統一派與某些陳映真命名為「一島變革論」者(認為台灣社會變革能夠在一島之內完成的觀點)之間的差別。對於陳映真及其同志而言,中國統一是台灣社會變革的中介,中國統一必然且必須造成台灣社會變革。陳映真為此設想過「一國兩制變革論」的可能性。[146]如果說陳映真曾試圖通過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說明資產階級可能帶動的中國統一,新世紀的陳映真則進一步從兩岸統一所可能帶來的兩岸無產階級之聯合,來構思台灣社會變革的出路。[147]
關於中國統一,陳映真希望那應當是「探索一條記取兩岸自己教訓的,也是繼承兩岸優良經驗的,以人為中心的,另類的(alternative)發展。」[148]這正是他通過社會性質論而向中國統一扣求的可能性:
中國統一論這並不應該只是「炎黃子孫」……科學的統一論,是不是應該從台灣社會史和社會性質論展開一個建設獨立、自主的中國民族經濟的再生產構造的理論。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再生產體系,不但要求對外國經濟支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不但要求包攝兩岸經濟為一,內外的均衡,更要求對民族構成員,即人民的經濟上的公平與正義。[149]
白色恐怖(1949~1952,以及延續到1987)根除和斷絕了台灣社會之史的唯物論的分析與研究,荒廢至今,實有待年輕一代人賡續和發展。這不僅關係到開展科學的台獨批判,也關係著統一後的建國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50]
陳映真從反獨論發展出統一論,再從統一論探望其後的建國論。這一思想歷程反映了陳映真的理論成果與高度。之所以陳映真期待「另類的發展」,可能是他發現「兩岸統一的民族經濟構造」的形成不能只靠台灣資產階級向大陸投資,也不能不加批判地指望大陸本身的經濟發展。陳映真指出,統一的民族經濟再生產體系應當「要使經濟成果向民族構成體內的國民和人民擴散,以公平、正義的分配,消除經濟上的不正與腐敗,消除階級間收入的格差。」若按上述見解來衡量兩岸之間的經濟交流與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那末「經濟成果」顯然是被兩岸少數人所壟斷,而沒有擴散至兩岸大多數被壓迫人民。因此分離主義不但未在台灣消失,腐敗與社會問題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重現更是最顯著的代價。因此陳映真意識到,改革開放所產生的這些負面後果「最終將影響在民族經濟重建過程中的兩岸間民族團結與統一的進程。」[151]
六、結語
總的來說,陳映真對台灣社會性質的探問既來自於作家身分與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矛盾,也來自於分離主義向統一派提出的挑戰。但是陳映真並不是一個對中國統一沒有批判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陳映真充分注意到兩岸經濟整合出現的階級分化與剝削,同時他也批判改革開放以來所造成的腐敗。實際上,陳映真對社會性質論懷抱著一種充滿深情與自我反省的期待。他在談及以社會性質論為目標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時指出:
萬一我們將來要寫關於台灣社會各方面的論文的時候,我相信我們的筆調會更豐潤一點,不會說是什麼階級啊,是什麼叛徒啊,比較不會讓我們變成一個非常狂熱,不饒人,容不得別人,敵我分明的那種──我現在很憎恨那種文章──我想如果我們不只是認識到台灣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如果也能透過台灣的文學史與文學的閱讀來理解台灣的人的歷史,那麼這兩個相結合,將使我們對台灣史的理解更深刻。……[152]
然而陳映真投注整個九十年代而發展的社會性質論始終有一個無法跨越的困境,也就是陳映真缺乏能夠有效對話的對象。台灣的學術界的理論關懷與陳映真的理論關懷始終有著距離,這就使得陳映真的思考難免有閉門造車之憾。但陳映真卻透過他的「社會性質」論以及由此產生的歷史分期,而對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有了學院可能無法面對的體悟。
陳映真認為歷史從不客觀。不同的階級、民族會有不同的解釋、理解,和書寫。因此「架空、抽象、絕對的歷史,恐怕是從來就沒有的」。但是,相對客觀和真實的歷史是可能存在的,一方面,「物質論」的看法容易把歷史看成動態的、立體的、具體的,因此比較接近客觀、真實。另一方面,「站在推動、改變歷史的立場的史論,站在和歷史動向相應的立場的史論,比站在阻止歷史發展、維持歷史現狀者的史論,站在違逆歷史運動方向與潮流者的史論,總要更接近客觀、真實。當然,史論和其他的知識理論體系一般,對相對事實(史實)的掌握是不是正確,立論的邏輯構造是不是完全,是基本的要求。」[153]
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並不是所有學術界同人都需要面對的典範,[154]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認為社會性質典範之下的「歷史」可以「指引未來」乃至「整備我們的隊伍」,[155]但陳映真投諸於社會性質論的期待以及社會性質論對其期待的回應,是否也是其他理論典範所能做到呢?如果不能做到,那末,陳映真的理論努力也許仍可借鑑。
就像陳映真以「許南村」的筆名評論自己的文學創作那樣,陳映真的獨語也許是有淵源的。但這種淵源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他與這個時代之間的問題。許南村之於陳映真,就像瞿秋白之於魯迅,因為許南村與瞿秋白都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審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陳映真與魯迅)在特定時代變動中的處境及其文藝創作。[156]只是,瞿秋白終究不是魯迅,瞿魯之間是一個共產黨人與一個逐漸親近馬克思主義的非共產黨人的關係。然而許南村就是陳映真,是理論陳映真面對文學陳映真之間的關係、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陳映真對文學陳映真的(批判)關係。
陳映真不能、也並未在運動及思潮的磅礡發展中等待一個能夠嫻熟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自己的、足以如魯迅將瞿秋白視為斯世同懷[157]的評論家,陳映真當年身處的環境只能允許他用筆名映照其死去的雙生小哥。而當他的小哥畢竟早夭並只是其文學創作的表徵的時候,陳映真便只能親身評論自己──以許南村的名義。許南村與陳映真之間的這種關係,也許恰恰反映了長期在台灣遭受壓抑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運動及其思潮的處境。但是這種處境也促使陳映真成為台灣「第二波無產階級運動」[158]中絕之後繼而承之的運動先驅。
徵引書目(按漢語拼音排列)
阿里夫德里克(2005)。《革命與歷史》(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艾倫伍德(2002)。《新社會主義》(尚慶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奧村哲(2004)。〈序に代えて──日本における近現代中国の社会構成体論と社会主義体制観〉,收錄於奧村哲,《中国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東京:櫻井書店。
本多健吉(監修)(1990)。《韓國資本主義論爭》。東京:世界書院。
蔡和森(1928)。〈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上海),頁17-33。
蔡和森(1982[1926])。〈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其使命〉。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頁1-7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蔡依伶(2004)。〈理論陳映真與小說陳映真〉,《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2期(台北),頁79。
陳光興(1994)。〈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7期(台北),頁149-222。
陳金龍(1996)。〈「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過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北京),頁227-231。
陳明成(2012)。〈陳映真現象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南)。
陳明忠(口述)(2013)。〈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二次被捕〉,《兩岸犇報》,第52期(台北),第20-21版。
陳映真(1977)。〈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仙人掌雜誌》,第1卷第5號(台北),頁65-78。
陳映真(1980[1977])。〈鄉土文學的盲點〉,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93-99)。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陳映真(1984)。《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陳映真(1987a)。〈「台灣」分離主義「知識分子的盲點」〉,《遠望》,創刊號(台北),頁9-10。
陳映真(1987b)。〈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人間》,1987年4月號(台北),頁64-67。
陳映真(1987c)。〈國家分裂結構下的民族主義國家──「台灣結」的戰後史之分析〉,《中國論壇》,第289期(台北),頁69-79。
陳映真(1988[1984])。〈「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症候群」〉,收錄於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頁71-120)。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1988a)。〈台灣戰後最大的農民反美示威〉,《人間》,1988年4月號(台北),頁10-17。
陳映真(1988b)。〈企業下人的異化──〈雲〉自序〉,收錄於氏著,《鞭子和提燈》(頁29-32)。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1988[1987])。〈何以我不同意台灣分離主義〉,收錄於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頁75-80)。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1989a)。〈中國統一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報告〉,《中華雜誌》,總209期(台北),頁49-51。
陳映真(1989b)。〈因為在民眾中有真理:韓國社會構成體性質的論戰和韓國社科界的英姿〉,《人間》,1989年6月號(台北),頁123-127。
陳映真(1989c)。〈客籍貧困傭工移民的史詩──「渡台悲歌」和客系台灣移民社會〉,《人間》,1989年第1期(台北),頁36-47。
陳映真(1990a)。〈回憶「劇場」雜誌〉,《幼獅文藝》,第437期(台北),頁28-31。
陳映真(1990b)。〈兩岸文化交流和國土的統一〉,《中華雜誌》,總324期(台北),頁33-34。
陳映真(1991a)。〈超克內戰和冷戰歷史的思維──從NIE’S症候羣談起〉,《幼獅文藝》,第446期(台北),頁58-61。
陳映真(1991b,1月6日)。〈新的閱讀和論述之必要〉,《中國時報》,第27版。
陳映真(1992a)。〈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中華雜誌季刊》,第31年總1期(台北),頁122-154。
陳映真(1992b)。〈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海峽評論》,第21期(台北),頁21-37。
陳映真(口述)(1993a)。〈現在是重大反省時刻!──陳映真總評國共兩黨、民進黨及臺獨〉,《財訊》,第132期(台北),頁157-162。
陳映真(口述)(1993b)。〈陳映真自剖「統一情結」──陳映真:我又要提筆上陣了!〉,《財訊》,第132期(台北),頁163-165。
陳映真(1994)。〈帝國主義者和後殖民地精英:評李總統和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下)〉,《海峽評論》,第43期(台北),頁42-47。
陳映真(1995a)。〈省籍、統獨都是「假問題」──總評臺灣幾個關鍵問題〉,《財訊》,第154期(台北),頁78-87。
陳映真(1995b)。〈臺獨批判的若干理論問題:對陳昭瑛「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之回應〉,《海峽評論》,第52期(台北),頁30-38。
陳映真(1996a,9月25日)。〈評「中國不可以說不」論〉,《聯合報》,第37版。
陳映真(1996b,10月29日)。〈台灣的「義和團」運動〉,《聯合報》,第37版。
陳映真(1996c)。〈臺灣史瑣論〉,《歷史月刊》,第105期(台北),頁47-54。
陳映真(1997a)。〈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在臺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聯合文學》,第158期(台北),頁57-76。
陳映真(1997b,7月5日)。〈香港的文化大革命〉,《中國時報》,第27版。
陳映真(1997c)。〈歷史召喚著智慧和遠見──香港回歸的隨想〉,《財訊》,第186期(台北),頁134-140。
陳映真(1997d)。〈時代呼喚著新的社會科學──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演講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峽評論》,第80期(台北),頁58-63。
陳映真(1999a)。〈七十年代黃春明小說中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意識──以《莎喲娜啦•再見》、《小寡婦》和《我愛瑪莉》為中心〉,《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2月號(北京),頁89-101。
陳映真(1999b)。〈[發言大綱]序論:甲、台灣社會史之特點〉。發表於澳門「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研討會。
陳映真(1999c)。論呂赫若的《冬夜》──《冬夜》的時代背景、審美上的成就和呂赫若的思想與實踐。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第4期(北京),頁103-111。
陳映真(2000a)。〈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第189期(台北),頁138-160。
陳映真(2000b)。〈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第191期(台北),頁138-161。
陳映真(2000c)。〈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臺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結束爭論的話〉,《聯合文學》,第194期(台北),頁148-172。
陳映真(2000d)。〈臺灣當代歷史新詮〉,《勞動前線》,30期(台北)。本文原為陳映真在1999年「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第三次大會」(沖繩)的發言稿。
陳映真(2001a)。〈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收錄於陳映真,《鈴鐺花》。台北:洪範書店。
陳映真(編)。(2001b)。《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2002a)。〈如炬的目光──讀蘇新先生遺稿《談台灣解放問題》〉,《左翼》,第27號(台北),頁10-14。
陳映真(2002b)。〈序〉,收錄於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問題的上下求索》。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2003[1992])。〈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收錄於《紀念李友邦先生論文集》。台北:世界綜合出版社。本文原為陳映真在1992年李友邦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發表的論文。正式發表時名稱略有修正。
陳映真(2005,11月20日)。〈東望雲天:紀念劉進慶教授〉,《聯合報》,第E7版。
陳映真(2006,2月19日)。〈文明和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聯合報》,第E7版。
陳映真(年份不詳)。〈關於李登輝體制的分析筆記〉(未發表手稿)。
陳映真與戴國煇(1988[1984])。〈「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戴國煇與陳映真於愛荷華對談〉,收錄於陳映真,《思想的貧困》(頁147-184)。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與黎湘萍(1996)。〈陳映真先生談臺灣後現代問題〉,《東方藝術》,1996年第3期(北京),頁18-21。
陳映真與劉進慶(1988[1987])。〈台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訪劉進慶教授〉,收錄於陳映真,《石破天驚》(頁177-192)。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與施淑等人(1998)。〈重返文學史呂赫若及其時代──兩岸五人談〉,《南方文壇》,1998年第2期(廣西),頁54-61,31。
陳玉璽(1995)。《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修訂版)》。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昭瑛(1995a)。〈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第273期(台北),頁6-43。
陳昭瑛(1995b)。〈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海峽評論》,第51期(台北),頁50-61。
陳忠信(1987)。〈評論〉,《中國論壇》,第289期(台北),頁80-82。
恩格斯(1995)。〈《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1894)、〈法德農民問題〉(1894)。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馮天瑜(2007)。《「封建」考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樊梅地[陳映真](2001)。〈沒有「幽靈」,只有心中之鬼〉,《左翼》,第16號(台北),頁2-8。
高成炎(2005)。〈一個海外留學生的認同經歷〉,收錄於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頁485-500)。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史料中心。
郭紀舟(1995)。〈1970年代台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私立東海大學,台中。
郭沫若(1982)。《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何幹之(1937)。《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上海:生活書店。
何凝[瞿秋白](1933)。〈《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收錄於何凝(編),《魯迅雜感選集》(頁1-25)。上海:青光書局。
何青[許登源](1982)。〈對台灣社會階級分析的一些看法:第三章、階級的評準;第三節、階級、民族、國家〉,《台灣思潮》,第4期(Los Angeles),頁12-29。
杭之[陳忠信](1990)。《一葦集續篇──現代化發展的反省斷片》。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出版公司。
洪明仁(1973)。〈台灣農民、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權〉,《台灣人民》,第3期(Halifax)。
侯外廬(2007)。〈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收錄於冷溶(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叢》「史學篇」(頁252-28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胡秋原(口述)(1988)。〈胡秋原的青年時代〉,《人間》,1988年3月號(台北),頁86-95。
伊林科夫(1993)。《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 (孫開煥等譯)。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李根蟠(2004)。〈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和「封建地主制」理論的形成〉,《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北京),頁146-172。
李榮[陳映真](1982)。〈路線思考的貧窮〉,《生活與環境》,第2卷第3期(台北),頁46-48,本文並收錄於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頁13-21)。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
黎活仁(1997)。《盧卡契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林華國(2005)。《近代歷史縱橫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魯迅(2005)。〈文藝與革命(並冬芬來信)〉,收錄於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4卷「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頁78-87)。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列寧(1990a)。〈兩種烏托邦〉、〈論民粹主義〉。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列寧(1990b)。〈紀念赫爾岑〉、〈「俄國土地問題」的實質〉、〈斯托雷平土地綱領和民粹派土地綱領的比較〉、〈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林書揚(1995)。〈審視近年來的台灣時代意識流:評陳昭瑛、陳映真、陳芳明的「本土化」之爭〉,《海峽評論》,第55期(台北),頁50-55。
林書揚(2011)。《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載爵(1998)。〈本土之前的鄉土〉,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
劉進慶(1970)。〈「帝国主義下の台湾」における「資本主義化」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2期(東京),頁36-39。
劉進慶(1971)。〈台湾農民の呻吟〉,《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期(東京),頁62-74。
劉進慶(1972a)。〈戦後台湾経済の構造──公業と私業〉,《思想》,通号576(東京),頁26-48。
劉進慶(1972b)。〈台湾の経済と政治の問題──公業と私業を中心に〉,《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期(東京),頁2-12。
劉進慶(1973)。〈台湾における国民党官僚資本の展開──国家資本主義研究に寄せて〉,《思想》,通号591(東京),頁27-52。
劉進慶(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台北:人間出版社。
呂正惠(2001)。〈陳芳明「再殖民論」質疑〉,《聯合文學》,第206期(台北),頁138-163。
馬克思(1995a)。〈法蘭西內戰〉、〈紀念國際成立七週年──摘自關於1871年9月24日倫敦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記錄〉,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頁1-122,125-126)。北京: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1995b)。〈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1967a)。〈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584-622)。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1967b)。〈新民主主義論〉,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623-670)。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1971a)。〈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收錄於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延安期III」,頁97-136)。東京:北望社。
毛澤東(1971b)。〈新民主主義論〉,收錄於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延安期III」)。東京:北望社。
秦觀朝(1984)。〈從幾個實例談台灣經濟的依賴性格〉,《夏潮論壇革新版》,1984年4月號(台北),頁96-99。
丘延亮(1995)。〈對「帝國之眼」回應之三:公害輸出、一「國」左派與民主否思──一個國際—歷史的「臺灣次帝國」對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8期(台北),頁231-243。
邱士杰(2009)。《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邱士杰(2012)。〈階級分析的隱沒:試論台灣政治經濟學討論之一側面〉。新竹:交通大學社文所「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學術工作坊與會論文。
邱士杰(2013)。〈他終於全都是革命:記林書揚先生〉,《人間思想》第三期(台北),頁4~50。
瞿秋白(1926)。〈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上海)。
瞿宛文(1995)。〈對「帝國之眼」回應之五:經濟帝國之神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8期(台北),頁257-263。
人間雜誌社編輯部(1988)。〈讓歷史指引未來〉,《人間》,1988年4月號(台北),頁10-156。
山田盛太郎(1984)。《山田盛太郎著作集》,第2卷「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日本資本主義における再生産書過程把握」。東京:岩波書店。
社盟角尺組(1972)。〈關於台灣革命的若干看法(一)〉,《台灣人民》,第1期(Halifax)。
石家駒[陳映真](1999)。〈一場被遮斷的文學論爭──關於台灣新文學諸問題的論爭(一九四七-一九四九)〉,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噤啞的論爭」(頁14-31)。台北:人間出版社。
史明(1962)。《台灣人四百年史》。東京:音羽書房。
史明(1969)。〈台灣民族──其形成與發展(七):第四章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殖民地社會的近代發展(二)〉,《獨立台灣》,第15號(東京)。
史明(1974)。《台灣人四百年史》。東京:新泉社。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蓬萊島文化公司。
矢內原忠雄(2002)。《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周憲文譯)。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1993)。《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章程》。台北: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陶季邑(1998)。〈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問題──與陳金龍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北京),頁221-225。
凃照彥(1999)。《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李明峻譯)。台北:人間出版社。
托洛茨基(1966)。《不斷革命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王曉波(1995)。〈台灣本土運動的異化:評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海峽評論》,第53期(台北),頁55-59。
王亞南(1957)。《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振寰(1988)。〈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從四本有關台灣發展的研究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期(台北),頁117-144。
吳承明(1996)。〈中國近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的思考〉,收錄於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頁7-20)。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
許銘義(整理)(1993)。〈臺灣前途和兩岸關係:紐約鄉情座談會紀錄〉,《海峽評論》,第33期(台北),頁21-34。
許南村[陳映真](1977)。〈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現代文學》,復刊第1期,頁83-93。
許南村[陳映真](1984[1975])。〈試論陳映真〉,收錄於陳映真,《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頁163-174)。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許南村[陳映真](編)。(1994)。《史明台灣史論的虛構》。台北:人間出版社。
許南村[陳映真](編)。(2002)。《反對言偽而辯》。台北:人間出版社。
嚴靈峰(口述)(1988)。〈嚴靈峰的青年時代〉,《人間》,1988年3月號(台北),頁76-85。
葉芸芸(1988)。〈樂觀其成,寄予厚望:關於新黨成立的座談紀要〉(1986.11.1)。收錄於葉芸芸(編),《中共對台政策與台灣前途》(頁99-128)。台北:人間出版社。
漁父[殷惠敏](1986)。〈憤怒的雲〉。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臧汝興(2000)。〈韓國的社會結構體論爭(一)〉,《左翼》,第5號(台北),頁24-25。
張隆志(1998)。〈劉銘傳、後藤新平與臺灣近代化論爭──關於十九世紀臺灣歷史轉型期研究的再思考〉,收錄於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論文集》(頁2031-2056)。台北:國史館。
張隆志(2004)。〈殖民現代性分析與台灣近代史研究──本土史學史與方法論芻議〉,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
張慶海(1998)。〈論對「半封建」「半殖民地」兩個概念的理論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北京),頁226-234。
張一兵與周嘉昕(2009)。《資本主義理解史》,第1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趙定一[陳映真](1984a)。〈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夏潮論壇革新版》,1984年3月號(台北),頁14-18。本文並收錄於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頁41-48)。台北:人間出版社。
趙定一[陳映真](1984b)。〈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天下沒有白喝的美國奶〉,《夏潮論壇革新版》,1984年6月號(台北),頁12-25。本文並收錄於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頁7-22)。台北:人間出版社。
趙定一[陳映真](1986a)。〈世界體系下的「台灣自決論」──冷戰體制下衍生的台灣黨外性格〉,《夏潮論壇》,1986年2月號(台北),頁106-111。本文並收錄於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頁23-32)。台北:人間出版社。
趙定一[陳映真](1986b)。〈共同的探索──為台灣前途諸問題敬覆永台先生〉,《夏潮論壇》,1986年3月號(台北),頁106-111。本文並收錄於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頁33-44)。台北:人間出版社。
趙定一[陳映真](1986c)。〈台灣的殖民地體質──也談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夏潮論壇》,1986年4月號(台北),頁102-111。本文並收錄於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頁45-60)。台北:人間出版社。
趙石(1978)。〈台灣的資本壟斷問題〉,《台灣時代》,第4期(Ontario),頁2-5、13。
趙稀方(2009)。〈新殖民批判及其分化〉,收錄於趙稀方,《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頁229-253)。台北:人間出版社。
趙璕(2006)。〈「小資產階級文學」的政治──作為「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序幕的《從牯嶺到東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2期(北京),頁1-27。
鄭明哲(1988[1984])。〈台獨運動真是資產階級運動嗎?〉,收錄於施敏輝[陳芳明](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頁119-131)。台北:前衛出版社。
中村哲(2002)。《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探討》。北京:商務印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2008)。《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
張海鵬(2007)。《中國近代通史》,第一卷「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概說」。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1983)。〈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卓言若[陳映真](1999)。〈駱駝英對當代台灣文藝理論建設的貢獻──讀《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筆記〉,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噤啞的論爭」(頁45-64)。台北:人間出版社。
鄒議[陳映真](2000)。〈讓歷史整備我們的隊伍〉,《左翼》,第5號(台北),頁1-4。
曾健民(2013,6月6日)。〈瞭望台:更正與說明:有關6月2日的發言〉,《台灣立報》(台北),第2版。
——————————————————————————–
[1] 蔡和森(1928:17)。
[2] 蔡和森(1928:19)。
[3] 馬克思(1995a)。
[4] 1891年考茨基等人草擬的《愛爾福特綱領》用「掌握政治權力」(Besitz der politischen Macht)一語暗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但遭到恩格斯的批評:「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要知道,要我們的優秀分子像米凱爾那樣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的確,從法律觀點看來,似乎是不許可把共和國的要求直接寫到綱領里去的,雖然這在法國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統治下都可以辦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辦到。但是,在德國連一個公開要求共和國的黨綱都不能提出的事實,證明了,以為在這個國家可以用和平寧靜的方法建立共和國,不僅建立共和國,而且還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多大的幻想。不過,關於共和國的問題在萬不得已時可以不提。但是,有一點在我看來應該而且能夠寫到綱領里去,這就是把一切政治權力集中於人民代議機關之手的要求。如果我們不能再多走一步,暫時做到這一點也夠了。」見:恩格斯,〈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
[5] 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派之間的關係頗為複雜。馬克思早年曾嚴厲批判民粹派的先驅赫爾岑,但晚年卻非常關注民粹派的發展,並向他們表示,從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歷史發展,首先僅限於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如果俄國走上這條路,就必須經歷西歐所發生過的所有不幸。(馬克思,1995b)馬克思死後,恩格斯一方面在〈法德農民問題〉指出必須在農民淪為無產者之前就爭取他們,另一方面則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指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已經變成不可抗拒的趨勢。(恩格斯,1995)與恩格斯同時代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同樣的看法,因此他們最初便是以批判民粹派起家,批判民粹派各種否定資本主義發展的論述(特別是貧困化導致消費不足,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國內市場不可能實現的這種見解)。但列寧在1905年革命之後開始重視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事實(因為農奴制殘餘嚴重),並另外從「農民民主派」的角度把握民粹派及其綱領。列寧的相關論述以1911年至1913間的部分最為著名。他認為:雖然民粹派的理論是錯的,但其理論卻有反對農奴制以及促進資本主義全面發展的內容。這可以分為兩方面,要求平分土地的俄國民粹派「社會化」主張雖在主觀上意圖維護行將消滅之村社,客觀上卻有利於反對農奴制。而無論是土地國有化之後才平分土地或者就地平分土地,都有利於反對舊的土地所有制,都能為農業資本主義化創造條件。土地國有化甚至可以創造最大條件,因為它將消滅絕對地租並使土地有最大的買賣自由。(列寧,1990a,1990b)。
[6] 列寧眼中的民主主義,由歐洲的歷史經驗規定其內容,而不是抽象原則或想像的集中體現:「任何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都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口號,這還有甚麼可懷疑的嗎?要知道,『民主主義者』一詞,無論從本意來看,還是從歐洲全部歷史賦予它的政治意義來看,都是指人民專制的擁護者。大談其民主主義,同時卻不承認哪怕是這些口號當中的一個,這是可笑的。」見:列寧,〈革命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任務〉,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261。
[7] 請參見托洛茨基(1966)。
[8] 何幹之(1937:4-7)。
[9] 侯外廬(2007:255-256)。
[10] 瞿秋白(1926)。
[11] 阿里夫德里克(2005:68)。
[12] 可參見趙璕(2006)從階級如何被討論的角度,分析革命文學論戰與社會性質論戰之聯繫的研究。此外,「無產階級文學」的出台也必須把波格丹諾夫的馬赫主義文藝思想的影響考慮進來,參見黎活仁(1997)。
[13] 郭沫若(1982:6)。
[14] 關於這幾個範疇被爭論的狀況,可參見何幹之《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金融資本與農業生產關係〉一節(何幹之,1937:122-156)。雖然何幹之並沒有明確指出當時發生了這一系列範疇的抽象層次轉移,其敘述卻體現出這一點。
[15] 關於馬克思逐步抽象其範疇的過程,可參見張一兵與周嘉昕(2009)。
[16] 毛澤東(1971a:111-112)。引文中的補字由《毛澤東選集》所加(毛澤東,1967a:596)。
[17] 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確立了一種規範認識,論爭中的各派都承認中國存在著一個「封建」生產方式佔支配地位的時代,問題只在於上下限。關於這方面的學術史,其開創性研究當屬李根蟠(2004)。近年由於馮天瑜(2007)批判歷史學領域中的「封建」範式,引起了李根蟠、林甘泉等人的大力反批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2008)。
[18] 毛澤東:「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觀點。」(毛澤東,1971b:149)。本段與《毛澤東選集》的差異較大(毛澤東,1967b:624)。
[19] 毛澤東(1971a:103-110;1971b:150)。
[20] 「外爍」乃是陳映真(2000a)用來形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這類概念的形容詞。
[21] 王亞南(1957)的「半殖民地社會」概念蘊含了「半資本主義」在其中,一定程度上強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支配性。著名中國經濟史專家吳承明(1996:9)讚賞王亞南的這一堅持為「深有見地」。吳承明之言亦頗有深意。
[22] 關於「半封建」實際上被理解為「封建」,可見奧村哲(2004:24),並請參考中村哲(2002:49-52)。關於「半殖民地」與「半封建」連用的歷史,學者一般認為以蔡和森(1982[1926]:12)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為始,故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國」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之語。近年來的相關討論見陳金龍(1996)、陶季邑(1998)、張慶海(1998)。
[23] 「半封建」是否等於「半資本主義」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後的近代史基本線索論爭之中引起爭議。可著重參見林華國(2005)與張海鵬(2007)的疏理。
[24] 陳映真(1997d)。
[25] 曾健民(2013)。
[26] 魯迅(2005:85)。
[27] 比方陳映真匿名向香港《七十年代》爆料台灣選舉不公並引發台灣政壇動盪的事件。(陳明忠,2013)
[28] 陳映真(1988b:30)。
[29] 漁父[殷惠敏](1986:46-47)。
[30] 除了陳映真(1988[1984])的批判之外,並請參見《夏潮論壇》對殷惠敏的批判(秦觀朝,1984)。
[31] 80年代的陳映真文字處處能夠看見顧忌。比方「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詞,就曾被改成「新民主主義變革」,或「革新、民主主義革命」(陳映真,1987b:66)。
[32] 1993年的時候,陳映真自承「近幾年很少寫東西,主要搞台灣社會史,搞思想」。雖然他說「現在決心要寫了,仍然想寫小說……我想把50年代發生的事寫出來」(陳映真,1993b:164-165),但他實際發表的創作卻是以50年代白色恐怖為主題的報告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1994年)以及報告劇〈春祭〉(1994年)。
[33] 陳映真(1991b)。
[34] 陳映真(1993b:164-165)。
[35] 郭紀舟(1995:訪問頁22)。這是陳映真於1994.3.30接受郭紀舟訪問時的談話。
[36] 陳映真與黎湘萍(1996:21)。這是陳映真於1996.1.31接受黎湘萍訪問時的談話。
[37] 陳明成(2012:133)。
[38] 陳映真(1984)。
[39] 陳映真(1980[1977])、陳映真與戴國煇(1988[1984])。
[40] 戴國煇主張1895年之前的台灣經濟早有發展,而日本後來在台的建設實以1895年之前發展為基礎。可參見張隆志(1998,2004)。
[41] 陳映真(1987c)。
[42] 關於台灣(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產階級並未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形成的問題。可參考請參考劉進慶(1970)與凃照彥(1999)的研究。
[43] 陳映真與戴國煇,1988[1984]
[44] 李榮[陳映真](1982),趙定一[陳映真](1984a,1984b,1986a,1986b,1986c),陳映真(1987a)。
[45] 趙定一[陳映真](1984a,1986b)。
[46] 陳映真(1987c:73)。
[47] 陳映真(1987a)。
[48] 許南村[陳映真](1977)。
[49] 陳映真(1980[1977])。
[50] 陳映真(1987c:73)。
[51] 比方陳映真(1989c)指出清代臺灣為封建地主制社會。
[52] 人間雜誌社編輯部(1988)。
[53] 胡秋原(1988),嚴靈峰(1988)。
[54] 陳映真(1989b)。
[55] 許銘義(1993),陳映真(1991a,1994)。
[56] 除了劉進慶於1971年4月於東京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之外,他當時陸續發表的研究成果還包括了劉進慶(1970,1971,1972a,1972b,1973)。
[57] 陳映真(1987c:73)。
[58] 劉進慶(1992:80-86)。
[59] 分見:陳映真(1992a、1992b、2003[1992])。
[60] 主要的文章可見陳映真(1992a,1992b)以及許銘義整理(1993)的陳映真演講稿。
[61] 許南村[陳映真](1994)。
[62] 陳映真(1990a;1990b:33;1995b,1999a)。
[63] 陳映真(2003[1992]:52)。
[64] 陳映真(1991a),鄒議[陳映真](2000)。
[65] 陳映真(2000a,2000b)。
[66] 陳映真(2005)。
[67] 本文此處特指史明於1980年出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史明,1980),而非此前的兩種日文版。60年代出現於日本的史明及其「獨立台灣會」(原名「台灣獨立連合」)是今日最為人知的海外「台灣左派」。然而一個長期為人所忽略的事實是:史明於1962年首次以日文出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與社會主義無關。在這本蒐集各方資料而寫下的著作中,只有討論日本殖民統治的部份稍有社會主義色彩,但這種色彩的來源很難不把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納入考慮。1962年的史明移用1929年矢內原忠雄見解的最顯著之處,就是史明也強調矢內原所講的台灣「資本主義化」並移用了矢內原該書的一項最大理論特色:從地權調查、土地收奪的「原始積累」、度量衡與貨幣統一、驅趕外國資本,一路講到日本資本在台灣形成壟斷。此外,就史明把「中產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視為「指導民族運動」者的見解來說,也顯然沿用了矢內原所謂「中產階級」指導(或有利於指導)民族運動的見解。但在台灣的資本主義化程度的問題上,史明比矢內原走得更遠。他力圖說明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已經形成了不同於中國大陸「半封建社會」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並得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資本主義化」。這是他為了說明1945年之後的經濟恐慌而埋下的伏筆與寫作策略。關於矢內原與史明的「資本主義化」論與前引文,分見史明(1962:336-366,421,441-446),矢內原忠雄(2002:11-169、222-224)。但需特別一提的是,1969年的史明改變了他的「中產」定義,將之用來描述「以自耕農為中心勢力的中產階級」。(史明,1969:22-24)。《台灣人四百年史》於1974年發行日文增補版。原文未改,但增補了〈蔣父子獨裁專制下的殖民地統治〉一章。即:〈增補 蔣父子独裁專制下の植民地統治〉(史明,1974:644-776)。史明在這一章中大量引入馬克思主義術語以及相應的理論架構,對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提出了他的分析。也因為這一章的增補,使得1974年版成為兩種論述並存但不連續的版本。到了1980年,《台灣人四百年史》發行漢文版,但實際上是全面改寫,內容與前兩個日文版並不相同。而這個經過馬克思主義術語及其理論架構加工後的版本,才是今日人們所熟知的《台灣人四百年史》。
[68] 其實八十年代已經可以看到陳映真結合使用「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的狀況。但陳映真是在描述1895年前後的變化而提到的。他認為,1895年之前的台灣有「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的性質,日本殖民統治之後使台灣變成「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然後才在1945年遭遇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當時的陳映真並沒有像他後來那樣嚴格安排「(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詞語順序。(趙定一[陳映真],1986c)
[69] 不過,也是有學者(蔡依伶,2004:79)責備正確安排「半殖民地.半封建」詞語順序的陳映真是把毛澤東的順序設定讀反了。
[70] 陳映真(1999c:103-104)指出:「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曰光復之前,台灣已是一個經日本人經營得相當進步、繁榮、文明的社會,光復使這文明的台灣和一個落後、貧困的大陸社會強行並合,因此甫告光復後台灣社會經濟的混亂、米荒、飢餓、通貨膨脹,都是『強行並合』後國民黨官僚的腐敗、劫收和倒行逆施的結果。」這種說法其實也是80年代及其之前的陳映真也曾有過的看法。雖然他還沒有辦法全面說明「半封建社會」在光復前後得到延續的機制及其後果,但他開始嘗試從「米荒、飢餓、通貨膨脹」的禍根如何肇因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來說明光復前後的連續性。陳映真的相關說明可見更早之前一場座談會的談話(陳映真與施淑等人,1998:55-56)。
[71] 如劉進慶所言:「封建主義根深蒂固地紮根在低開發社會中。這裡所說的封建主義,是相對於資本主義的歷史位置而言的,不必然是指封建制度的本身。它可說包括了如前現代、非資本主義、傳統主義、封建制度殘滓的半封建諸要素。」(劉進慶,1992:95)
[72] 劉進慶(1992: 275、282)。
[73] 實際上,劉進慶(1992:93-96)明白表示了「國家」與「社會」之對立在70年代以前的台灣尚未出現,因此他以「公業」與「私業」的對立替代之。
[74] 社盟角尺組(1972)、洪明仁(1973)。
[75] 高成炎(2005:497-500)。
[76] 陳映真(2003[1992]:51-52)。
[77] 陳映真(1987c:74、注22)刻意在論文注釋中指明「階級和國家的顛倒生存」語出1987年「Nelson G Tsai」的演講。此人即蔡健仁。蔡健仁這句話可見於他所撰寫的〈關於反壟斷同盟及其要旨(1986年10月)〉一文。該文現收錄於林書揚(2011)。
[78] 「擬似」一語是為了特別凸顯國民黨政權對於帝國主義勢力的扈從,欠缺波拿巴國家對外的獨立性。陳映真有時強調這個性質,有時又不強調,因此本文以下均只稱「波拿巴國家」,而不稱陳映真有時也會使用的「擬似波拿巴國家」。
[79] 陳映真這方面的論述非常多,但請著重參見:(陳映真,1992b,200d,2003[1992];鄒議[陳映真],2000)。需注意:陳映真從來不說國民黨政權只是一個「波拿巴國家」,而是強調這是一個有許多規定性的「波拿巴國家」,比方「反共」、「對美扈從」,等等。如王振寰(1988:135-136)所言,「即便我們稱第三世界國家為波拿巴式的國家,但本質上卻必須把它界定於世界經濟體系中來看」。
[80] 陳映真(1992b)。
[81] 鄒議[陳映真](2000)。
[82] 陳映真(1994)。並請參見陳映真(年份不詳)未發表的〈關於李登輝體制的分析筆記〉手稿。
[83] 陳玉璽(1995:191)。
[84] 陳映真(1987c:73)。
[85] 趙石(1978)。《台灣時代》所遭到的反駁可見何青[許登源](1982)。
[86] 相關論點可見葉芸芸(1988:101-102)所記錄的李榮武、許登源的說明(他們主張壟斷問題的存在),以及夏沛然、陳玉璽的質疑。
[87] 蔡健仁所撰寫的〈關於反壟斷同盟及其要旨〉引來林書揚的不同意見。蔡健仁主張形成反壟斷聯盟,爭取民間非壟斷資本與工農形成統一戰線,一定程度上還應爭取左派台獨;林書揚則主張形成工農聯盟,不爭取台獨,直接以中國統一運動作為目標。兩者的討論均收錄於林書揚(2011)。並請參見邱士杰(2012)的分析。
[88] E.M.Wood指出,歐陸的反壟斷思想意圖通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等對立面來界定出跨階級的「人民」,從而成為Wood所稱的「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NTS)的理論準備之一。(艾倫伍德,2002)
[89] 雖然劉進慶並不突出壟斷與非壟斷之間的矛盾,但他也認為「階級」利益總是大於「省籍」衝突。其實,劉進慶論述的最大特色就是把台灣大多數的有產者(不分省籍)都視為圍繞著國民黨政權與外資而產生的利益共同體,並且視工人階級與農民為主要的被壓迫者。
[90] 參見陳映真(1994,1995a,1995b)以及陳映真針對「台灣朝野反民族、反統一論的比較」(陳映真,1992a:150)
[91] 陳映真的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並不獨特。陳映真的論文就曾引用過主張南北朝鮮建立統一的民族經濟體的韓國左翼學者朴玄埰著作,即《韓國資本主義及民族運動》1985年日譯版(陳映真,2003[1992])。但目前缺乏更多材料可以核實陳映真的「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與朴玄埰理論之間的關係。
[92] 陳映真與戴國煇(1988[1984]:151-152)。
[93] 陳映真(1992b)。
[94] 陳映真(1993a)。
[95] 許銘義(1993)。
[96] 陳映真(1997c:134-140)。
[97] 蘇聯哲學家伊林科夫反對所謂研究方法是「具體到抽象」而敘述方法是「抽象到具體」的說法,他認為「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真意在於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同一。「抽象」具有外在於人的對象性。參見伊林科夫(1993)。
[98] 漁父[殷惠敏](1986:138)。
[99] 杭之[陳忠信](1990:217-234,235-244)。
[100] 陳忠信(1987)。
[101] 鄭明哲(1988[1984]:125-126)。
[102] 參見陳昭瑛(1995a,1995b)。
[103] 在陳映真與戴國煇(1988[1984]:155)的對談中,陳映真認為《生根》雜誌對待勞工問題的態度反映了該刊物的資產階級性格。陳映真(1988a;1988[1987]:78)並批判分離主義不批判工農漁民遭受的壓抑,全島色情化,環境破壞,甚至不支持農民抗爭。連80年代海外台獨運動都承認運動內部存在這些問題,可參見高成炎(2005:497-498)。
[104] 陳映真(1992b)。
[105] 許銘義(1993、陳映真(1995a)。
[106] 林書揚是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重要領導人,歷任勞動黨榮譽主席、中國統一聯盟主席、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他因參與中共地下黨活動而在1950至1984年間被國民黨關壓達三十四年又七個月,是台灣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107] 請參見邱士杰(2013)針對陳映真的「經濟主義」傾向與林書揚「民族倫理」論進行的疏理。
[108] 這一論述首先發展於:陳映真(1993a),並見於陳映真(1995b,1999a)。
[109] 這種觀點甚至寫入他擔任中國統一聯盟創盟主席時的報告:「環太平洋經濟圈正在快速形成。台灣與大陸間民族分工與發展結構正在形成」(陳映真,1989a:49)。
[110] 1994年,由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來自南方的黑潮:南向專輯」(1994.3)提出台灣「中心」論,遂引發陳光興(1994)等人的批判。若將陳光興等人的批判與陳映真相較,則陳光興等人顯然更願意直陳作為「中心」的台灣如何透過資本輸出而對「邊陲」的東南亞或大陸進行剝削,甚至認為這種剝削是種「次帝國主義實踐」。(丘延亮,1995)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種資本輸出與「帝國主義」仍有距離。(瞿宛文,1995)
[111] 陳昭瑛(1995a,1995b)。
[112] 統一派陣營的回應包括了:王曉波(1995)、林書揚(1995)、陳映真(1995b)。
[113] 陳映真(1995b)。
[114] 陳映真在1994年接受郭紀舟訪問時就出現過類似的解釋上的困境。陳映真認為島內《夏潮》的產生與島外反帝愛國主義的保釣運動有關。郭紀舟卻反問《夏潮》的多數作者沒有出國、沒有可以同美國的保釣聯繫起來的線索。而陳映真所能舉出的實例就只有唐文標,實際上多多少少遭到郭紀舟問倒。(郭紀舟,1995:訪問頁18-19)
[115] 陳映真曾在1996與1997年的「聯合副刊」上連載「五十年枷鎖,日據時期台灣史影像系列」與「一個半世紀的滄桑:香港圖片歷史系列」兩系列的專題。這兩個專題都涉及殖民地人民「自在」的抗暴起義。特別是陳映真(1996b,1997b)。還可特別參見陳映真為《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所做的辯護。(陳映真,1996a)陳映真對於「自在」的反帝運動之關心在2006年批判龍應台的過程中達到高峰。(陳映真,2006)
[116] 陳映真(2003[1992]:48)。
[117] 陳映真(2003[1992])。
[118]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1993:1)。
[119] 陳映真與黎湘萍(1996:21)。
[120] 陳映真(2003[1992])。由於李友邦的論述是陳映真探索台灣社會性質論時最初處理的對象,陳映真因此高估李友邦的論述,從而無法發現李友邦的論述和矢內原忠雄(2002)之間的親緣關係。
[121] 石家駒[陳映真](1999)、卓言若[陳映真](1999)。
[122] 陳映真(2002a)。
[123] 通論性的介紹還可見陳映真(2002b)。
[124] 郭紀舟(1995:訪問頁19)。
[125] 陳映真(1997a)。
[126] 林載爵(1998)。或如七十年代陳映真所言:「對『西化』的反動和現實主義,是這一個時期文學的特點。」(陳映真,1977:76)
[127] 可參見趙稀方(2009)近著。
[128] 劉進慶同陳映真的一次對談中,劉曾指出「半殖民地」的概念不清楚,而且國民黨政府有政治上的主權,因此他不主張使用「半殖民地」一語。(陳映真與劉進慶,1988[1987]:188)
[129] 郭紀舟(1995:訪問頁23)。
[130] 關於論爭的概要,可參見邱士杰(2009)的疏理。
[131] 鄒議[陳映真](2000)。
[132] 樊梅地[陳映真](2001:8)。
[133] 相關批判論文均已收錄於許南村[陳映真](2002)所編文集。
[134] 「表一」所整理內容分見:陳映真(2000c),鄒議[陳映真](2000)。
[135] 陳映真(2000a,2000c)。
[136] 陳映真對於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的評價可見:陳映真(1989b;2003[1992]:46-47)、(郭紀舟,1995:訪問頁22)。
[137] 此一資訊由曾經在人間出版社協助陳映真工作的韓國華僑臧汝興先生提供。臧汝興現為陳映真參與創立之勞動黨的副秘書長。
[138] 比方陳映真就曾要求臧汝興為《左翼》上的論爭提供韓國方面的經驗總結。參見臧汝興(2000)。
[139] 陳映真(2003[1992])。
[140] 本多健吉(1990:97-99)。
[141] 本多健吉(1990:71、119)。
[142] 陳映真(2003[1992]:62-63)。
[143] 山田盛太郎(1984:157-185)。
[144] 陳映真(2000a:152)。
[145] 這些文章均收錄於陳映真(2001b)。
[146] 「一國兩制變革論」可見陳映真(1999b,年份不詳),這似乎是陳映真尚未公開討論的見解。
[147] 陳映真對「一島變革論」的具體批判以及兩岸無產階級聯合論可見陳映真(2002b),他注意到「一島變革論」與改革開放所造成的運動挫折、心理挫折有密切關係;同時也正面肯定持該見解者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與社會主義而做出的努力。
[148] 陳映真(1995a)。
[149] 許銘義(1993:21-34)。
[150] 陳映真(1995b:30-38)。
[151] 陳映真(1992b)。
[152] 陳映真與黎湘萍(1996)。
[153] 陳映真(1996c:48)。
[154]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台灣新生報》《橋》副刊論爭的史料整理。雖然該次論爭早就得到學界關注,卻遲未得到公開的史料整理。直到陳映真與曾健民的整理,該次論爭的史料才首次得到全面整理並出版,並將該次論爭上升到社會性質論爭的層次而檢視之。而呂正惠(2001)則就此反省了此前學界何以遲遲不整理該次論爭史料的原因。
[155] 人間雜誌社編輯部(1988)、鄒議[陳映真](2000)
[156] 關於瞿秋白對魯迅的評論,參見何凝[瞿秋白](1933)。
[157] 魯迅贈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158] 陳映真(2001a:262)將戰後五年間島內的地下黨活動視為二十年代之後的第二波台灣無產階級運動。